重返城市：1947—1949年（第10/12页）

所有人都必须提供一定的军事劳动服务，但政府允许商人和企业家缴纳一笔军事援助费，替代实际的劳动服务。这些劳动服务包括：在前线抬担架、帮助军队运输物资，等等。对于国家，人人都必须从经济和军事上帮助政府，有关于此的基本原则是在1948年9月，召开了华北解放区经济会议，会上重申了人们在经济和军事上对政府的义务，并确定了相关基本原则。[108]

在劳资关系上，工商业大会通过的政策较为温和，与稍后的全国第六届劳动大会的相关决议基本是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常常引用东北城市工商企业发展的统计数据，以证明他们工商政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确，共产党自己引用的数据显示，哈尔滨、牡丹江、安东（丹东）以及这一地区其他城市的工商企业，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109]但是，当共产党于1948年3月占领吉林后，他们的工商政策却经受了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当时，吉林市的人口约为20万，并拥有包括若干重工业和纺织业在内的相当发达的工业部门。该市总共有3632家工厂、车间以及商业企业。出于种种原因，在共产党进入吉林时，所有工厂、企业都停止生产和经营了。

中央军刚撤走，周围村庄的农民就涌入城市，抓捕逃亡到城里的地主，对工厂主和店主进行“清算”，拆除机器，洗劫商店。在党的工商业政策得以有效实施之前，混乱和骚动持续了许多天。

在市政干部会议上发布了禁止抢劫的命令，重申了他们应该执行的政策。秩序恢复之后，共产党将工商界人士召集起来，举行了十多次会议。会议解释了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并邀请当地资本家发表自己的意见。据说，这些集会对减轻资本家的恐惧“十分有效”。但与此同时，由于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劳资双方不断产生新的冲突。

事实上，工人普遍认为，是摘取胜利果实的时候了，而且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很明显，工厂主不敢对他们怎样。在一家鞋厂，工人甚至拆掉一些机器设备，随后将它们搬走。最后，政府不得不派出行政人员和工会干部，召集工人开会，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在许多劳资纠纷中，市政府既是仲裁员，也是调解员。

此外，政府制定了专门的贷款计划，帮助工商企业恢复运营。但贷款主要供给钢铁厂、铁路、纺织、服装、制鞋这类优先考虑的企业，后三种都与军需供应有关。新的市政府还帮助企业获得必要的生产原料，包括焦煤、棉花和木材。据报道，到4月底，吉林92%的工商企业开始重新生产和经营。[110]

当然，这样的措施还不足以减轻工商界人士的恐惧。共产党不得不继续对他们进行安抚，具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许涤新的一段话：

在内地和香港，我们工商业的同胞对解放区的城市社会改革都还存在一些疑虑。这些疑虑可分为三点。第一，他们担心解放军把农村土地改革引入城市，用在工商企业身上；第二，他们担心解放以后，工人们会压迫企业主；第三，他们担心一旦新民主主义政府建立，它对私营企业不利。

许重申了党对这几点疑虑所做的解释。关于第三个问题，保护私营企业是否只是共产党一种临时的姿态，许承认这种担心是广泛存在的，同时尽最大的努力对此进行了解释。许在文中指出，中国面积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因此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展生产和经济。如果我们放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般政策，剥夺民营资本生存的权力，就必将失败。[111]

李立三在一年后写道，我们的确应该坚持和宣扬共产主义，但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如此之低，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就这一点而言，李继续写道，我们的情况与“十月革命”时的俄罗斯或东欧国家不同。中国不可能像这些国家一样直接迈入社会主义，或者像俄国那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12]

试图打消人们对共产党疑虑的还有香港的《华商报》，该报在第一时间发布了解放区有关进出口贸易的规定。它们是《山东解放区的进出口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有关关税的一系列规章。香港的商人有兴趣和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但他们不清楚该怎样做以及最终能否获利。解放区的第一份贸易规定还不足以打消他们的疑虑。最终，在1949年初，《华商报》回答了香港商人最关心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