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晋代察举之变迁（第7/10页）

给予不在学籍之“白衣”以试经入仕机会，这一制度颇有意义。汉之太学有试经入仕之法，但未见扩大到不隶学籍之自学者；察举一途之明经、文学以及阳嘉制后的孝廉有经术考试，但这均由长官举荐，不能自由报名。曹魏明帝下令“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亟用”，郎吏如欲参试，大约是个人报名申请赴学官就考。至晋代，遂把学官试经之范围扩大到了“白衣”，学业成于学校之外者，亦有参试之机会了。欲参试者，或许是由个人申请，地方官保送至学官应试。在唐代科举制度之下，投考之“乡贡”与学校之诸生同应省试。从一个长过程看，察举考试和学校考试都构成了科举制的渊源。而科举制的特点是允许士人自由报名投考。从曹魏之郎吏赴博士试经，到晋代“白衣”赴学官策试，已隐含投考形式之萌芽了。

晋代由学校试经入仕者，史传颇少明确的实例。唯刘卞之例较为明确。《晋书·刘卞传》记其为兵家子，为祖秀才推荐于县令：

令即召为门下史，百事疏简，不能周密。令问卞能学不，答曰愿之，即使就学。无几，卞兄为太子长兵，既死，兵例须代，功曹请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听。卞后从令至洛，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

刘卞是先入太学为诸生，还是以“白衣”身份于太学试经的，不甚清楚。(6)总之他是由太学试经为吏的。

但刘卞试经后所拜之官为“台四品吏”，而不是《晋令》所规定的郎中。试经拜郎的制度，后来似有所变化。《晋书·赵王司马伦传》记其篡位后为笼络人心计，下令“太学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学二十年，皆署吏”。太学生后来似以署吏为惯例。《宋书·礼志》：“晋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署吏”、“才任四品”，均与刘卞之“台四品吏”相合。

“台四品吏”之“四品”，为中正之乡品；“台吏”大约是尚书令史。晋尚书令史有二等。据《通典·职官十九》之《晋官品》，尚书省治书、主书、主图、主谱令史官品第八，尚书令史官品第九。《晋书·刘卞传》记其为“台四品吏”后，“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访问知，怒，言于中正，退为尚书令史”。刘卞原任，大约是官品八品之主谱令史，方与“写黄纸”之职掌相合。“谱”指谱牒，中古重门第，选官须稽之于“谱”；“黄纸”为士人乡品之册，与谱牒性质相近，故以主谱令史掌之。刘卞后降为官品九品之尚书令史，是降官品一等。那么“才任四品”，就是堪任乡品四品人士所居的官品八品之吏，如令史之类。这就是太学试经之后一般所得之乡品、官品与官职。

附录　魏晋的散郎

晋代贤良秀孝之授官，与议郎、中郎、郎中有关。在后面考察察举与中正乡品关系等等问题之时，仍然要涉及这些郎官。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此期这些官称的性质。

清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曰：曹魏“中郎可考者九人，郎中可考者二十五人，皆未知何署，附列于此”；又加按语曰：“《初学记》、《通典》皆云魏晋以来无三署郎，而本书(按指《三国志》)中有中郎、郎中，《官品》(按指《通典》之《魏官品》)中复载之，则不应无三署郎也。或自晋以来始无之耳”。洪氏对“魏晋无三署郎”之说表示怀疑，理由是曹魏史传中仍有不少中郎、郎中，《通典》之《魏官品》又明列于八品之中，所以他推测至晋始无三署郎。但问题是，晋代史传中同样有不少中郎、郎中，《通典》、《晋官品》第八品中同样有中郎、郎中。洪氏未能详考史料，其推测是不严密的。

《初学记》及《通典》“魏晋以来无三署郎”的说法，或本于《宋书·百官志》，兹引述如下：

魏晋以来，光禄勋不复居禁中，又无复三署郎，唯外宫朝会，则以名到焉。

汉东京三署郎有行应四科者，岁举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及三署郎罢省，光禄勋犹依旧举四行，衣冠子弟充之。

左中郎将、右中郎将，秦官，汉因之，与五官中郎将领三署郎。魏无三署郎，犹置其职。晋武帝省，宋世祖大明中又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