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晋代察举之变迁（第4/10页）

此令约在东晋成帝咸和年间。按石赵政权汉化诸制，如清定九品、计吏拜郎、太学试经等等，大抵承自魏晋之法，察举制亦当如此。“秀异”当即秀才或“秀才异等”，“至孝、廉清”当即孝廉。其所令岁荐之科目与西晋通行之科相同，特别是“秀异”科亦行策试，同于西晋而异于汉魏。估计其贤良秀孝之策试，并依上、中、下三等区别等第，分别拜授为议郎、中郎、郎中之法，恐怕不是凭空产生，颇有可能是直接沿用了晋朝成规。

汉代之贤良、方正、直言以及敦朴、有道等，在初期对策后所授之官因时而异，尚未定型。有得除议郎、郎中者；其高者亦有博士、县令、谏大夫、中大夫等。但在东汉，除拜议郎、郎中之情况日渐增多。《后汉书·鲁丕传》：“建初元年，肃宗诏举贤良方正，大司农刘宽举丕。时对策者百有余人，唯丕在高第，除为议郎。”高第者除拜议郎，那么下第者就应较此为低。《后汉书·皇甫规传》记其举贤良方正对策，“梁冀忿其刺己，以规为下第，拜郎中”。是下第所拜为郎中。谢弼、陈敦、公孙度以有道对策拜郎中，大约是策在下第；又苏章、刘淑、张奂、李固等皆以对策第一或高第拜议郎，那么马融、刘瑜等对策拜议郎，大约也是试在高第。(以上参见《后汉书》诸人本传)总之，东汉特举对策诸科的任用，已有以高第拜议郎、下第拜郎中的大致趋势。这是一种趋于程式化的表现。这大约就影响了西晋贤良秀才对策的分等授用之法。

西晋贤良除授之官，有议郎、郎中，还有中郎，已如前述。秀才亦是如此。除拜议郎者，如《晋书·周玘传》：“举秀才，除议郎。”除拜中郎者，如《晋书·王接传》：“永宁初，举秀才……除中郎”；《甘卓传》：“举桂阳谷俭为秀才……俭耻其州少士，乃表求试，以高第除中郎”。至于除郎中者其例更多，如嵇含、文立、华谭、索琳、张寔等等。史传对等第及各种郎官记载十分混乱，但存在着议郎、中郎、郎中三种任官，则是没有疑问的。据《通典》之《职官十八》、《职官十九》，魏晋议郎在第七品，中郎、郎中在第八品。又《续汉书·百官志》：“议郎，六百石”，“中郎，比六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是中郎又较郎中为高，秩禄有较大差别。又《晋书·武帝纪》：“封孙皓为归命侯，拜其太子为中郎，诸子为郎中”，亦见西晋时中郎、郎中有明确区别。既然晋代贤良秀才之任官有议郎、中郎和郎中三种，同时对策大致也有上第、中第和下第三个等级，那么，石赵政权察举实施中之上第拜议郎、中第拜中郎、下第拜郎中的制度，大约就是有所参照借鉴的。两相印证，西晋之贤良秀才策试分等任用之制，反过来说也当近于石赵之法。

至于孝廉一科，在晋代未见有拜议郎、中郎者。《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宋明帝《文章志》，记东晋张凭“以才选举孝廉，试策高第，为(刘)惔所举，补太常博士”，是其时孝廉试策有等第分别。如果晋代秀才有分等授用之制的话，那么孝廉科似乎应与之相同。但是必须指出，晋代有关察举分等授用的材料，仍欠明确，尚有待深入考察。以上之叙述，仅仅为推测而已。

晋代秀才是依制“五策皆通，拜为郎中”；孝廉则是在汉代就以除拜郎中为经制的。但据我统计，曹魏与两晋之孝廉和晋代之秀才，史传明记拜为郎官者，在三分之一上下，其余或为公府、军府、州府所辟，或拜为博士、黄门郎、吏部郎、著作郎、太子洗马、吏部令史、谒者、县令长等等。但总的看来，在此期秀孝所拜之官中，议郎、中郎、郎中数量最大，远多于其他任何一种官职。虽然统计比例在三分之一左右，但我颇怀疑，可能有许多秀孝曾拜郎官，而为史传省略不计了。

史传省略的情况在汉代就有先例了。据黄留珠统计，汉代孝廉明记拜为三署郎者，也仅占49.1％，其间史传对拜郎情节多加省略。他举例说，《后汉书·雷义传》记其“举孝廉，拜尚书侍郎”，而《陈重传》却称陈重、雷义举孝廉后“俱在郎署”，是二人都曾为三署郎中，《雷义传》却省略了这一情节。因此黄留珠说：“大凡史书、碑刻中关于孝廉直接除拜郎以外的官职的记载，都不尽然完全可靠，其间多有省文。”又劳榦亦曾有过类似看法。(3)这一论点颇有道理。如《后汉书·左雄传》记阳嘉二年孝廉考试后，“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而《李膺传》记为“初举孝廉，为司徒胡广所辟”，《陈球传》记为“举孝廉，稍迁繁阳令”，如非《左雄传》，李、陈二人拜郎事就无从得知了。甚至王朝法令中对此亦加省略。如《太平御览》卷二二九引《汉官仪》：“(太官)丞四人，郡孝廉年五十清修聪明者，光禄上名乃召拜。”三署属光禄勋，由“光禄上名”，知太官丞选自孝廉郎中，然仪制上只言“郡孝廉”而已。又如《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决录注》：“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为郎。”尚书郎本自三署孝廉郎选试，这里却也是只言“改用孝廉”，不言选自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