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骑兵冲击战术的发展期（东汉到西晋）（第10/14页）

从史料看，当时铁骑的数量并不多，在骑兵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比如304年，河间王颙部将张方挟持了惠帝朝廷。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尊敬，张方军队先驻扎在洛阳城外。但当敌对诸王军队逼近洛阳时，张方想挟持惠帝到关中，遂带兵进入洛阳城内：“其夜，方悉引兵从西明、广阳诸城门入，自领五千骑，皆捉铁缠槊击。”[98]这段记载出自当时的亲历者卢綝，现场感较强，对张方骑兵的描写很具体，但没有提到战马披铠甲，可见并非铁骑武装。但对于经常冲锋陷阵、对抗步兵的中原骑兵，非常需要能为马匹提供防护的甲胄，只是因为马铠（具装）成本太高，无法普遍装备。但士兵们想出了各种变通的办法。这次朝廷迁徙中，张方的“军人便乱入宫阁，争割流苏武帐而为马帴”[99]。马帴是披在马背上、垂及马腹的毡、革制品，装饰性比较强，但此时军人争割帐幕为马帴，主要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给战马提供一点保护。十余年后，鲜卑段文鸯与石虎（石季龙）军队作战，孤军被围，石虎命令部下必须活捉段文鸯：

（文鸯）遇马乏，伏不能起……遂下马苦战，槊折，执刀力战不已。季龙军四面解马罗披自鄣，前捉文鸯。文鸯战自辰至申，力极而后被执。[100]

这里的“马罗披”就是马帴。可见在激烈的白刃肉搏战中，这类粗糙织物的防护作用尤为珍贵。

太安二年（303年）冬，在长沙王乂与成都王颖部下马咸的战斗中，还出现了一种比较独特的骑兵冲击战术：“乂司马王瑚使数千骑系戟于马，以突咸陈，咸军乱，执而斩之。”[101]此举造成成都王颖军大败。《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所言更详：

马隆子咸为成都王前锋陆机攻长沙王乂于石桥。将士器仗严利。长沙王所统冠军司马王瑚率众讨咸，咸坚不动。瑚乃使数十骑下马、缚戟于马鞍头，放令伺咸，又使数十骑各刺所放马，马惊奔咸军，军即坏。瑚因驰逐猛战，临阵斩咸。[102]

可见王瑚骑兵初次攻击马咸时，因敌军阵严密无法冲破，但第二次用无人的战马冲击时，则成功陷阵。这说明前次未能成功的原因，主要是骑士怕死畏战、不敢硬冲所致。王隐《晋书》载参加冲击的战马是“数十骑”，《资治通鉴》则为数千，应以王隐《晋书》为是，因为其出现两次，较为可信。且数千匹战马也难以驾驭控制。这几十匹战马只是起首轮冲破敌军队列、创造进攻机会的作用，真正打击敌军还要靠主力部队随之“驰逐猛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骑兵使用的武器都是“戟”，而非更适合骑兵冲击作战的矛或者槊。如果不是史书用文学化修辞造成混淆的话，这显示这支禁军骑兵仍有不完全适应冲击作战的特点。总体来说，在八王之乱中，中原骑兵的表现乏善可陈。这应当与西晋建立以来重文轻武，当权士族阶级腐朽堕落有直接的关系。

鲜卑骑兵崭露头角

在曹魏后期及西晋与吴、蜀作战时，曾征调边境的氐羌骑兵参战。比如在灭蜀之战时，邓艾就曾在凉州招募“羌胡健儿”五千余人。从当时人的文章可见，魏晋政权招募这些羌胡士兵主要靠“恩意”和“奖厉”，具有比较强的雇佣兵色彩。在战争结束后，对他们的封赏则普遍难以落实。[103]西晋灭吴时，有匈奴人“骑督綦毋伣邪伐吴有功，迁赤沙都尉”[104]。史籍中少有魏晋政权征发并州匈奴骑兵之事，綦毋伣邪本人是个无名之辈，再无其他记载，赤沙也只是匈奴中的一支小种，对其封赏也还是管理本部族的事务而已。

但到八王之乱时，鲜卑、乌桓骑兵被大量运用于中原战场。八王之乱前，都督幽州诸军事（后来又自任刺史）的王浚看到中原内战不断，为求自保遂与鲜卑结好，将两个女儿都嫁给鲜卑部族首领，以便获得其军事支持。这已经超出了作为晋朝军政官员的本分，明显具有图谋割据的意味（东汉末袁绍占领冀州后，也和乌桓首领通婚）。对于中原诸王的征战，王浚先是采取骑墙自保的姿态。但当304年成都王颖和东海王越决裂时，王浚最终倒向了司马越一方，出兵进攻司马颖的大本营邺城。由于各方动员和出兵的时间差，成都王颖已经击败司马越统帅的朝廷禁军，将晋惠帝劫持到邺城，势力正如日中天。仅一月之后，王浚派出一支鲜卑、乌桓和汉人兼有的部队，“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颖”。幽州主簿祁弘率骑兵为前锋，击败了前来迎击的一支司马颖部队。当幽州的侦察骑兵出现在邺城近郊之时，城中陷入惊恐，司马颖在惊慌中不敢迎战，带着臣僚和晋惠帝仓皇逃奔洛阳，随后又躲入河间王颙的关中。幽州兵占领邺城后，“士众暴掠，死者甚多。鲜卑大略妇女……黔庶荼毒，自此始也”[105]。游牧族此时也掌握了中原骑兵最先采用的冲击战术，并以摧枯拉朽的态势击败中原步、骑兵，预示着“五胡乱华”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