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骑兵冲击战术的发展期（东汉到西晋）（第8/14页）

特随流人将入于蜀，至剑阁，箕踞太息，顾眄险阻曰：“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76]

除了战术思想的滞后，诸葛亮保守持重的个性也是蜀汉骑兵未能获得发挥机会的原因之一。刘备死后，蜀汉政权对曹魏的北伐，都是诸葛亮亲自挂帅指挥，他每次都坚持步步为营的保守战略，从不愿冒险用骑兵发动远程奇袭。蜀将魏延对此颇为不满，“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77]。裴注所引《魏略》言之更详：

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胥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78]

诸葛亮出于持重万全而否决了魏延的提议。其实这个方案对曹魏有极大威胁。诸葛亮每次北伐都绕道陇西，千里迂回，历时极长。即使这样也给曹魏防御关中带来了很大麻烦。[79]有趣的是，西晋灭蜀成功之后，远征军统帅钟会试图沿用魏延故智，带领士兵杀回洛阳夺权称帝。具体方案是：“欲使姜维等皆将蜀兵出斜谷，会自将大众随其后。既至长安，令骑士从陆道，步兵从水道顺流浮渭入河，以为五日可到孟津，与骑会洛阳，一旦天下可定也。”[80]由于钟会起兵未遂而死，这个计划没能付诸实践。

汉末三国政权骑兵建设之比较

从地理上看，三国鼎立格局形成之后，中国的军政单元从草原到江南呈现三层“环带状”结构：最北、最外一环是北方草原地带，从东北的乌桓、东胡之地连绵到西南的氐羌地区；中间环是魏晋王朝占据的中原；最内、最南是东吴所在的江东地区；蜀汉则居于中间环偏南的方位。三个地带自北而南，逐渐缺乏适合马匹生长繁育的环境，居民生活方式也从游牧向农耕过渡。这使得诸政权拥有的骑兵数量依次减少，并对其军政局势产生影响。

中原魏晋政权对抗诸草原游牧族的骑兵优势，主要依赖集权政治结构和庞大的专业化军队，以及中原巨大的人口、经济规模。此时期北方游牧族汉化程度尚浅，政治集权化较低，难以对中原形成实质威胁。吴蜀政权对抗魏晋的军事优势（不仅是骑兵优势），则主要依靠长江天堑和巴陇山险地形。[81]这种军事对立背后，还有骑兵资源自北向南、自外环向内的流动。草原地带进入中原（包括蜀汉）的，是马匹和游牧族骑士，包括有些部族的整体内迁，他们在中原、蜀汉的政治结构中地位较低；自中原进入江南的除了普通士兵、民众，更有擅长骑战的军事将帅，他们在江东政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原本欠开发的江南地区逐渐中原化。[82]

从历史发展脉络看，汉末三国时骑兵冲击战术正在走向成熟，汉末至三国前期的战争促进了骑兵战术的完善。但到三国中后期，各政权的骑兵运用能力都发生了衰退。吴、蜀骑兵战术水平下降是因为缺乏战马和骑兵人才；魏晋则是因为政治趋于保守，以及对北方民族采取漠视、排斥的态度。

第四节 西晋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士族风气与晋武帝的好尚

280年西晋灭吴统一中国。此时北方及西北游牧族大量内迁与汉人杂处，伴随着骑兵在战争中重要性的上升，骑马文化逐渐渗入中原的社会生活中。[83]但这一时期西晋上层在迅速士族化，新士族阶层重文轻武，沉溺于玄学清谈和奢靡的生活。这造成了西晋军备的废弛和军队战斗力的下降。

当时士族以富有文化著称，极少有武人气质，但也曾有个别士族成员受到内迁游牧族的影响，追求骑射弓马技能。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太原王氏家族，特别是王湛、王济叔侄，另外还有弘农杨氏的杨济。《世说新语》和正史记载了很多他们研究相马、骑马技术，和以弓马骑射自豪的事迹。比如王济曾经在地价昂贵的京师洛阳买地作跑马场，“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因其善解马性，被杜预称为有“马癖”[84]。王湛和王济还有一则关于相马和赛马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