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骑兵冲击战术的发展期（东汉到西晋）（第9/14页）

济有从马绝难乘，济问湛曰：“叔颇好骑不？”湛曰：“亦好之。”因骑此马，姿容既妙，回策如萦，善骑者无以过之。又济所乘马，甚爱之，湛曰：“此马虽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见督邮马当胜，但刍秣不至耳。”济试养之，而与己马等。湛又曰：“此马任重方知之，平路无以别也。”于是当蚁封内试之，济马果踬，而督邮马如常……[85]

太原王氏家族和匈奴首领刘渊家族有世交，王浑对刘渊“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刘渊在洛阳担任“任子”的时候，王浑多次向武帝推荐和称颂他。[86]刘渊之子刘聪也和王浑、王济父子交往颇深。王济曾带刘聪拜访晋武帝之子豫章王司马炽，二十年后，已是汉皇帝的刘聪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双方还曾谈起此事。[87]王济在生活中也接受了较多游牧族的生活习俗，如喜食乳酪等奶制品。在面对东吴降臣陆机时，王济甚至以此炫耀：

陆机诣王武子（王济），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88]

和王济一样以驰马为乐的，还有一位外戚、名士杨济：

杜预之荆州，顿七里桥，朝士悉祖。预少贱，好豪侠，不为物所许。杨济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须臾，和长舆来，问：“杨右卫何在？”客曰：“向来，不坐而去。”长舆曰：“必大夏门下盘马。”往大夏门，果大阅骑，长舆抱内车，共载归，坐如初。[89]

王济和杨济的骑射技艺也颇受晋武帝司马炎赞许：

（杨）济有才艺，尝从武帝校猎北芒下，与侍中王济俱著布袴褶，骑马执角弓在辇前。猛兽突出，帝命王济射之，应弦而倒。须臾复一出，（杨）济受诏又射杀之，六军大叫称快。帝重兵官，多授贵戚清望，济以武艺号为称职。[90]

杨济为司马炎的杨皇后之叔，王济娶常山公主为驸马，他们和皇室都是姻亲，与晋武帝私交甚笃。[91]这种随意的君臣关系，和青年汉武帝与韩嫣、李敢等人形成的小圈子颇相似。《杨济传》中“帝重兵官，多授贵戚清望”这句，历来重视者不多，其实它反映了在玄学文化风靡士族阶层之时，作为皇帝和玄学倡导者的司马炎的另一面。[92]但晋武帝未能在士族中培养起彪悍、尚武的精神，可能因为他偏爱让贵戚去立军功，而不是让立军功者成为贵戚。对于那些已经享受到各种特权待遇的高级士族，普遍缺少改变命运的动力，少有人看重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参见本书第二编的晋灭吴之战）。生活在洛阳的匈奴上层贵族如刘渊、刘聪等也在尽量汉化、士族化，他们被西晋高层接纳，更重要的是凭借其阶级身份而非民族身份。王济死时年四十六，西晋王朝正当统一升平之时：

及其将葬，时贤无不毕至。孙楚……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我为卿作之。”体似声真，宾客皆笑。楚顾曰：“诸君不死，而令王济死乎！”[93]

王济只是西晋士族中昙花一现的异类，晋武帝晚年也沉溺于酒色无所作为，西晋上层由此错过了一个吸收游牧族鲜活、勇武的文化改造自身的机会，即陈寅恪所谓“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94]，士族阶层的腐朽堕落终于酿成西晋王朝瓦解，游牧族入主中原。

八王之乱中的具装骑兵

晋武帝之后的惠帝（290—306年在位）智力低下，宗室诸王掌握各地军权，互相间矛盾加剧，终于演化为争夺朝廷控制权的内战。战争从301年到306年，历时五年之久，主要发生在以京师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下面讨论骑兵在这五年内战中的表现和作用。

惠帝时期的诸王内战中，骑士和战马都披铠甲的冲击骑兵—“铁骑”日益成为陆战主力。当时第一支投入战争的铁骑部队，来自301年控制洛阳朝廷的赵王司马伦，为对抗驻扎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进攻，遂派出军队迎战，史载这支军队“精甲耀日，铁骑前驱”[95]，应属驻守京师的禁军。因为各将帅互不统属，各自为战，被一战击溃，成都王颖成功进占洛阳。

当时黄河下游的冀州地区分布着大量官牧场，冀州刺史李毅服从司马颖领导，这些牧场都在成都王颖的控制之下，应当为他提供了很多骑兵。击败赵王伦之后，司马颖也很快拥有了自己的铁骑军队。303年司马颖进攻控制洛阳的长沙王乂，其部下将领发生内讧，陆机逮捕了孟超属下的一名军官，“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96]。这些铁骑在战争中的表现，史书却没有记载。另一位控制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麾下也有较多骑兵，因为关中紧邻羌胡地区，历代朝廷都有从羌胡中征调骑兵的习惯。就在成都王颖进攻赵王伦时，司马颙也投机倒向成都王颖一方，派出一支铁骑部队接应。不过这支部队刚行进到潼关，司马颖一方就已经占领了洛阳。[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