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第12/17页）
注160《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68，叶9下。
注161周家楣等纂：《光绪顺天府志》卷8《兵制》。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44页。
注162吴女士这里所说的八旗顺序有误。八旗分为上三旗和下五旗，上三旗是由皇帝亲统的旗分，为正黄、镶黄和正白，下五旗是由亲王、贝勒分统的旗分，依次为镶白、正红、镶红、正蓝和镶蓝。
注163“顶子”是区别清朝官员品级的重要标志。四品官的顶子是青金石的，俗称暗蓝顶。
注164吴女士这里提到的祖父与父亲不同姓，其实是旗人取名的特殊习俗，即以名为姓。旗人所属的氏族，满语称hala(哈拉)，亦称老姓，但通常不带在名字中，叫作“称名不举姓”，譬如某人的哈拉是钮祜禄氏，名常连，则人们都称他为“常连”，而不是“钮祜禄·常连”。辛亥革命后旗人纷纷改汉姓，常连的后人有些就会以常为姓，而不再姓钮祜禄，如果常连的儿子名常寿生的话，他的儿子又以名为姓，就姓寿，所以有一代一姓之说。吴女士家的情况就是如此。
注165典史，为清朝地方州、县的属官，未入流。有的县不设县丞、主簿，典史也可兼行县丞、主簿事。
注166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伯川，号龙池，汉族，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民国时期历任山西省都督、省长、山西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等职。从辛亥革命开始统治山西达38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中国台湾，1960年病逝于台北。
注167吴女士之女插话：“我的继奶奶对父亲并不好，所以她那几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只有我父亲上的是财贸专科。我小时唱‘小白菜’，我母亲就不让唱。”
注168停战，指1945年8月日本投降。
注169妇女联谊会：1945年7月15日，以李德全为首的重庆各界100多名妇女联合发表宣言，成立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参加的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妇女300多人。联谊会共有理事26人，理事长为李德全，刘清扬、倪斐君、张启凡分别任正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这个团体的骨干分子分赴各地，先后建立了北平、上海、南京、重庆、香港5个分会。
注170杨钟健，古地质和古人类学家，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20世纪20年代曾任中国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西四兵马司9号即该所所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1953年辞编译局局长，专任该院所直属的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1979年病逝于北京。夫人名王国桢，1930年为北师大历史系学生时与杨钟健结婚。
注171指清朝特有的选秀女制度。选秀女的目的，是为皇室子弟挑选配偶，其具体做法：“顺治年间定，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另户军士、闲散壮丁秀女，每三年一次，由户部行文八旗二十四都统、直隶各省八旗驻防及外任官员，将应阅女子年岁，由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及族长，逐一具结呈报都统，汇咨户部，户部奏准日期，行文到旗，各具请册，委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族长及本人父母或亲伯叔父母兄弟之妻，送至神武门，依次序列，候户部交内监引阅，有记名者，再行选阅，不记名者，听本家自行聘嫁，如有事故不及与选者，下次补行送阅。”(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4，叶11上—12下)秀女只限于在八旗中拣选而不涉及汉人。由于最初所有的八旗女子必须经过选取秀女之后才可嫁人，所以清代旗人中有未出嫁的女儿不磕头之俗。
注172宋会强先生与下面周桂芳口述中提到的李富强先生一样，都曾是我丈夫的学生，所以都称我为师娘。宋先生本人就是福缘门村人，而且从他父亲起就是这村的老住户。这里也对他们二位表示感谢。
注173赵珩先生有一篇文章：《圆明园被焚烧劫掠之后》，也关注到圆明园被烧之后的问题。文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整理清宫太监信修明所著《清宫琐记》手稿时，发现里边有一些关于圆明园的记录。其中提到当时负责圆明园废墟看管的总管太监名叫殷福寿，粗通文字，面貌滑稽，但却忠于职守，对园中守护看管尚能尽责。又提到：“庚子之前，圆明园的守卫其实形同虚设，加上四周垣墙多有颓败之处，根本无法阻挡各色人等入内。当时除了守军、太监等监守自盗外，还有大量盗匪、不良游民和附近百姓来此挖掘哄抢，就连建筑周围的荒土都不放过。专有来此盗掘的，被称为‘筛土贼’，并有谚语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能从荒土中发掘园中文物者也或有之……据宣统时清宫档案记载，每天装运出园的石材木料就有二三十车之多，更有甚者是在园中开办炭厂，将不值得运走的木料和树木烧成木炭出售。民国以后徐世昌、王怀庆等人都曾大规模地运走园中石材，移作它用。”又称：“自庚子以后的大规模破坏又持续了二十余年，但凡园中的地砖、屋瓦、墙砖乃至于椽材木料甚至金属附件，只要是可以利用之物，皆荡然无存。周边百姓的建材原料都能就地取之，俯拾皆是。1940年日本占领时期，圆明园内被大量开垦，农民平山填湖，种植水稻。”“我想，在永远铭记外国侵略者带给我们的历史伤痛之时，圆明园被焚烧后这近百年的持续性毁灭，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可惜赵文篇幅太短。但可作为本篇口述的背景和参照来看。(载赵珩：《旧时风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78—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