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河山表里更分明 明清之际的风起云涌（第6/40页）

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十九日，顺治皇帝抵达北京，由正阳门进城，入住紫禁城武英殿。十月初一，顺治至天坛祭天。十月初十，在皇极门颁布即位诏书，表示他是君临天下的皇帝，满清正式开始统治中国。

这就是风云变幻，王朝更迭的1644年。短短一年间，明朝和农民军相继败亡，实令人不胜感慨。

第三节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明朝灭亡后，明宗室在南方陆续建立了一些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五个政权加起来前后共历十八年（1644—1662年），通称为南明。

其中弘光、隆武和鲁王三个政权均只维持了一年，绍武政权仅存四十一天。而永历政权之所以存在了十六年，盖因龙拏虎攫，总在黄河、长江两流域，而西南之地向来和大局关系较浅[13] 。限于篇幅，本节重点讲述弘光政权，其他将会相关之处一带而过。

甲申之变后，崇祯皇帝自尽，大明王朝覆灭，满清轻而易举入主北京，但淮河以南绝大部分地区仍然由明朝势力控制。明朝为两京制度，南京作为陪都，与北京一样，设有一套政府机构，有独立的六部和五军都督机构，只不过诸司印信全都移至北京，没有实权。

1644年初，当李自成率大顺军进逼北京时，在南京吏部任职的复社巨子陈子龙已预料到京师难保，说服江南巡抚郑瑄秘密上书，建议崇祯皇帝送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做好监国准备。同时，南京畿道御史祁彪佳[14] 亦开始招募水军，以拱卫江南。

有远见的不独陈子龙，翰林学士李明睿甚至当面向崇祯皇帝提出：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迁都南京。崇祯皇帝脸色立变，迟疑了一会儿，才应道：“此事重，未可易言。”

李明睿便以南宋迁都临安为例，讲了一通道理。崇祯皇帝似乎有些动心，但因有其他大臣在场，又不便明言，遂令李明睿等人退出。

当晚，崇祯皇帝单独召李明睿进宫，问及南迁的细节。李明睿称当务之急是要招募一支护送皇帝南下的新军，但朝廷拿不出这笔开支，除非皇帝动用自己的小金库。李明睿大着胆子道：“内帑不可不发，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

崇祯一听说要自己掏腰包，便很不高兴，于是这次秘密召见不欢而散。

然而当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临居庸关时，十五岁的太子朱慈烺都意识到北京保不住了，迁都之议再起，不过这次是明面上的，而且与李明睿之提议大有分别——

朝中以左都御史李邦华为首的大臣主张送太子朱慈烺南下，于南京监国，而崇祯皇帝该当留守北京，肩负守卫社稷之责。这其实是要求崇祯自我牺牲。崇祯迫于形势，只得装腔作势地道：“国君死社稷，恒理也。”话一出口，又忍不住道，“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满腔怨恨之意，溢之言表。

兵科给事中光时亨见皇帝不高兴，立即挺身而出，抨击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和李明睿，言辞极为激烈。众大臣揣摩圣意，亦掉转风向，纷纷附和。

然而崇祯皇帝愈加愤怒，因为他的本意是想自己南下，令太子留守北京，不想这帮愚蠢的大臣会错了意。于是，崇祯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称：“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

皇帝越说越气，当场下令将李明睿处死。还是光时亨出面求情，崇祯才就此作罢，但“南迁之议寝矣”。

到了三月，时局愈加不利，崇祯不得不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召吴三桂入关勤王。大臣们遂再次联名上书，请送太子朱慈烺至南京，督率江南军事。崇祯还来不及回答，光时亨便大声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15] ？”

言外之意，是暗示请送太子朱慈烺南迁的大臣在密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退位。众大臣惶然失色，“遂不敢言”，再无人敢提南迁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