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河山表里更分明 明清之际的风起云涌(第7/40页)
崇祯既不同意迁都,也不遣太子及重臣去南京,这一决议对后来的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入主北京时,完整接管了大明中央政府,将一大批精英官吏收于麾下。后来满清能迅速统一中国,站稳脚跟,也是得益于这批汉人官吏。
大顺军进逼京畿时,南北交通中断,明廷消息亦无法发出。1644年四月初一,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发布“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檄,预备率兵渡江,北上勤王。不出几日,便得到了崇祯皇帝已于三月十九日在煤山自尽的消息。当时人们还不敢相信,只以为是流言。直到四月十七日,大学士魏炤自北京逃出,证实了这一消息的真实性。
震惊之后,南京大臣亦很快意识到,要延续明朝命运,需立即立一位新皇帝。而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包括太子朱慈烺在内,均落入大顺军之手。李自成败出北京后,三位皇子均下落不明,极可能已为大顺军加害,大臣们遂将目光投向明宗室子弟。当时有不少明朝宗室为避战乱而来到南京,如万历皇帝朱翊钧之孙福王朱由崧、隆庆皇帝之孙潞王朱常淓等。于是,各方各派出于各自利益,再次上演明朝末年党争的一幕。
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支持立潞王朱常淓,认为其人贤明谨慎。凤阳总督马士英则拥立福王朱由崧。福王名声很差,号称“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但与崇祯血缘最近。立贤派与立亲派产生了激烈冲突,南京大臣大都卷入其中。然马士英棋高一着,拉拢了握有兵权的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诸将领。南京廷臣集议时,“吏科给事中李沾探马士英指,面折吕大器。马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福王之立,基本上就是一次军事政变。
令人意外的是,本可左右大局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始终置身事外。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弟子,本该支持钱谦益等人立潞王朱常淓,但他出于大局考虑,担心舍亲立疏会引起更大的风波,于是在这场贤亲角逐中保持了沉默,最终默认了福王之立。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初三,马士英等拥立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宫殿虽然有皇族及大臣驻守,却日渐趋冷。至崇祯年间,因历代水患、风宅及大火,南京皇宫已相当破败,三大殿荡然无存,群臣勉强修缮了武英殿,迎朱由崧入住。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在在武英殿即位,年号“弘光”,是为弘光皇帝。
这位弘光皇帝果然不负其声名,一登基便急不可待地沉溺于酒色,“帝深居禁中,唯渔幼女,饮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亦由此被人称为“暗弱”的典型。
除了在苏州、杭州、嘉兴、绍兴等地区大肆选美之外,弘光还派人四处捕捉癞蛤蟆,以剥取蟾酥制作春药。内监们公然打出“奉旨捕蟾”的旗号,民间因而称弘光为“虾蟆天子”[16] 。
弘光政权从一开始便是党派斗争的产物,马士英因拥戴有功,开始把持朝政,扶植亲信阮大铖。阮大铖与东林、复社积有极深的宿怨[17] ,一上台大肆铲除异己,名士如侯方域、冒襄都曾遭其逮捕迫害,就连兵部尚书史可法亦被排挤出朝。时人有歌谣唱道:“长官多如羊,小吏贱似狗……可叹江南钱,尽入马家手。”
东林、复社人士为求自保,转而求助于大将左良玉,左良玉世镇武昌,拥有数十万重兵。马士英、阮大铖则援引江北四镇兵力作后盾。双方针锋相对,各自兴风作浪,为争夺权势而出尽全力。弘光朝廷的内部纷争,令这一小朝廷始终处于动荡之中,根本无暇北顾。而满清豫亲王多铎却是马不停蹄,攻破西安、击败劲敌李自成后,又立即分军南下。
就在满清大军南下、形势危急之际,镇守武昌的左良玉竟发兵南下,声称要“清君侧”“除马阮”。主持朝政的马士英不但不予以安抚,以共对强敌,反而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有人抗言道:“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怒道:“有议守淮者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