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12/14页）

[84]钱端升：《军人保护的中国政府》，《时代批评》，1948年12月15日，第21—23页。

[85]比如：周绶章（参见此处）、杨人楩（参见此处）、傅统先（参见此处）、吴世昌（参见此处）和《时代批评》1947年6月16日的社论，第2—3页。

[86]常明：《泛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对施复亮、平心两先生论争的意见》，《时代批评》，1947年6月16日，第33页。关于政协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以及较场口事件，参见此处和参见此处。关于新华日报事件，见第六章“民族主义问题”一节。

[87]伍启元，第3—4页（参见此处）。

[88]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参见此处）。秦峰（音）也给出了相似的论点：《马上得之，马上守之，马上失之》，《时代批评》，1948年3月15日，第3—4页。

[89]第四章的大部分基于自由派作家与刊物的报道。

[90]潘子明：《松花江畔的阴阳界》，《观察》，1947年7月26日，第19页。

[91]长春通讯员（参见此处）。

[92]上海《时事新报》、《新闻报》、《中央日报》、《时代日报》，1946年6月24日；上海《文汇报》、《大公报》，1946年6月25日。

[93]潘子明（参见此处）。一则沈阳的新闻报道了1946年夏天该市的5000名难民学生。这些学生中的2000名要求不用参加规定的考试，秋季录取入学。学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部分是因为据说大学录取办公室的人员出售考试试题。见：天津《民国日报》，1946年8月16日。沈阳的10万难民在一份美国大使在1947年11月26日的报告中有提及（《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第378页）。

[94]德克·博迪：《北京日记》，第31—33、65—68、74—77、100—103页。然而不是所有的在北平的学生难民处境都这么悲惨。博迪提到1948年11月，超过2000名学生从保定撤出，被安排住在北平市郊的寺庙里。他们由老师陪伴，老师给他们上课，鼓舞士气和维持纪律。

[95]梅尔比：《天命》，第281—282页。

[96]其中最严厉的批评来自周鲸文。周鲸文自己就来自东北，他认为该事件是国民党政府给予东北人民众多伤害的其中之一（周鲸文：《为枪杀东北流亡学生控诉南京政府》，《时代批评》，1948年7月15日，第1—2页）。

[97]来自栖霞山的信，1948年4月16日（《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2页）。

[98]由国民党控制的东北城市中，所有报纸都被政府、国民党或军队控制或监管。所以随着战事的进行，公众几乎无法得到独立的信息来源。但是依旧有一些作家和记者试图调查和报道东北局势的进展。文中的概述基于对以下选文的比较参考。

《观察》：

（1）沈阳通讯员，1946年11月9日，第16—17页；

（2）沈阳通讯员，1946年12月21日，第17—18页；

（3）长春通讯员（见注81），1947年3月1日，第17—19页；

（4）何永佶，1947年7月12日，第4—5页；

（5）潘子明，1947年7月26日，第19—20页（参见此处）；

（6）高超，1948年2月28日，第17—18页（参见此处）；

（7）梁实秋，1948年3月6日，第19页（《世纪评论》，第3卷第9期，参见此处）；

（8）观察通讯员，1948年3月13日，第15页；

（9）沈阳通讯员，1948年3月20日，第17—18页；

（10）钱邦楷，1948年3月27日，第16页（引自《青岛日报》，1948年2月19日）；

（11）高超，1948年4月3日，第17页；

（12）沈阳通讯员，1948年4月10日，第12页（参见此处）；《时代批评》：

（13）汗奇，1947年8月16日，第25—29页；

（14）春生，1948年6月15日，第35页（参见此处）；

（15）周鲸文，1948年7月15日，第1页（参见此处）。

[99]李宗仁表示将东北分为九个省的决定基于一个由吴鼎昌和“政学系”其他成员领导的委员会的建议。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委任的，以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回到该地区之前先对该地区有所研究（《李宗仁回忆录》，第46章，第1页）。在这段时间，据说指派到东北的官员中，“政学系”的成员占了大多数。

[100]参见此处，欲了解云南的情况，见第三章中的“一二·一运动”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