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10/14页）

[45]晋南通讯员：《法外天地·人间血泪》，《观察》，1947年1月11日，第20—21页。

[46]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4月18日。

[47]上海《东南日报》和《文汇报》，1946年8月24日。

[48]上海《大公报》，1946年2月26日；上海《大公报》，1946年3月8日。

[49]译自上海《新闻报》评论，1946年4月15日；同见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1日。

[50]兰州通讯员：《忧患重重的西北角》，《观察》，1946年12月21日，第14—16页。

[51]欲了解对20世纪中国农民暴动的讨论，特别是反横征暴敛的暴动，见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433—453页。萧教授声称：“显然最重要、最容易引起暴动的原因是官员的横征暴敛和征税。”他写道，反横征暴敛的暴动在清朝走向衰败的19世纪下半叶最为频繁。

[52]根据一名吴兴县农民的账簿——1月在吴兴有暴乱，他在1945年8月到1946年8月支付的有：购买胜利债券的钱，购买存储债券的钱，以实物偿付的县的行政税，以实物偿付的乡的行政税，当地防卫部队的米和制服费，为地区行政开支缴的米，给伤兵的米，为县警察补员缴的米，征召劳力的米，借给老百姓的来复枪要求的大米抵押，购买军火费，地区行政部门人员的差旅费，接待路过县的军队所设立的临时设备费（上海《文汇报》，1946年8月1日）。

[53]来自关于浙江农民暴动的长篇调查报告，作者唐戍中，见上海《时事新报》，1946年5月1日、2日、5日。

[54]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傅统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将问题归于社会环境，认为解决方法在于教育。见《以教育救中国》，《观察》，1947年5月17日。

[55]柯睿格（E. A. Kracke，Jr）：《宋朝初年中国的文官制（960—1067）》，第196页。

[56]萧公权：《中国乡村》，第414—415页；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43—51页。

[57]杨懋春回忆在他的家乡——山东省的某村庄，只要佣金数额不是太多，没有人抱怨村干部为提供的服务索取“佣金”。在评论农村建设费用时，杨写道：“庄长和他的首席助理征收村庄应缴的税，同时获得他们自己的佣金。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在一定限度内，村民会忍受下来，但是在剥削不能忍受的时候，他们被迫采取行动。”（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第181页）

[58]费孝通、张之毅：《乡土中国：对云南农村经济的研究》，第277—279、306—313页。

[59]浩然：《论政治上的新病态》，南京《世纪评论》，第3卷第14期（《观察》转载，1948年4月10日，第18—19页）。谈到官僚化的问题，人们特别要求废除冗繁的当地行政结构，要求有效率的征税系统。一名作家提议税和征用物资直接上缴给县政府，跳过乡、镇、保官员。（西安《西京评报》，1945年8月31日）河北滦县政府秘书孙凤鸣（音），主张相同的解决方法，声称每年直接交给县库每亩10斤小米足够支付县里的所有税收和费用。但是他承认这样的改革说比做容易，当地官员会竭力阻止它的实施，因为改革意图消减他们的利益（上海《大公报》，1947年8月11日）。

[60]这份声明由144名来自清华、141位来自燕京、105位来自北大、77位来自北洋、17位来自中发、6名来自美术学院、6名来自教师培训学院的教职员工签署（上海《大公报》，1947年6月1日）。

[61]储安平：《评翁文灏内阁》，《观察》，1948年6月5日，第3页。

[62]器重：《国共应该携手合作》，《时代批评》，1947年8月1日，第23—25页；吴世昌：《从美苏说到国内》，《观察》，1947年4月5日，第4页；杨人楩：《论内战》，《观察》，1948年3月20日，第5页。很多人也许赞同吴世昌所持的观点：如果共产党军队真的能在几个月内被剿灭，每个人都能忍受困苦，支持为战争做的努力。在他看来，“如果到第二年过年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国家统一了，重建工作开始了，征兵、征粮、各种名目繁多的税目的征收结束了，如果自由和民主触手可及了”，那么大多数人民就不会反对战争。但是很明显，所有这些不可能实现（吴世昌：《论和平问题》，《观察》，1947年6月14日，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