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第13/15页）

这5000个学生得到了三个月的生活津贴，随后就没人搭理他们了。在北平的学生很快沦落到游荡于街道、睡在公园和寺庙里的地步。与那些陕西的难民学生不同，来自东北的难民学生开始申诉。政府的回答是建议他们参加军事训练。学生随后组织了抗议示威，在示威的过程中，他们冲破了北平市政委员会的大门，在委员会主席的住宅前游行。在这里，示威学生被装甲车包围，被冲锋枪的火力挡住了去路。社论严厉地批评了此次事件。[96]

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与那些同情从苏北逃到南京—上海地区的自耕农哀叹他们不幸遭遇的评论相比，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一封写给《观察》的信中描述了一个案例，主人公是居住在南京栖霞山附近山洞里的很多难民家庭中的三家。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是砍柴。但是新来者和当地人经常会起冲突，后者认为山岭是村子的财产。有一回，三个难民因为从村中土地拾柴火被村民痛殴。难民缺少仲裁所需的资金，所以案子被呈递到法院，但是地方法官拒绝审理该案件，因为没人出钱支付法庭费用。

当这些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受伤人的家属要求能够继续待在监狱里，原因是他们没有生活来源。一位住在村子里的大学生出钱为受伤人支付了医疗费用。当地法官最终宽恕了他们，告诫他们对村里人客气一些，并承诺如果他们离开该区域，案子就能了结。三个难民家庭此后不久回到了属于共区的家乡。这封信尖锐地总结道：“（难民）南下希望得到保护，但是相反他们被抛弃，被迫遭受苦楚……两党现在正在角力：一个党努力争取人民，而另一个却在抛弃人民。”[97]

东北的崩溃　国民党在东北的表现同样显示出其统治上的无能。共产党在日军投降后迅速扩张它在那里的地盘，批评家愿意承认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军事形势的产物。但是，从军事到教育的几乎每个领域，政府还是因为无能和不负责任受到批评。[98]

一些批评家倾向归咎于几个地区的首要官员。同时，人们也觉察到一两个人不可能对如此全局性的崩溃负责。除此以外唯一能做的，就是谴责整个政府表现——绝大多数自由派作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在接收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了。而政府对日本人占领了14年之久的东北地区的接收较其他地区稍晚，这是由于苏联留在东北，而政府无法迅速地把军队运送到该地区。当地居民对苏联解放者的欢迎由于后者纪律的松弛而由热转冷，这个时候，人们就苏联人迟迟不离开中国而指责中央政府。在苏联人最终在1946年春离开后，政府的接收官员随后而至。像第二章提到的，他们在东北的表现与在前沦陷区其他各地无甚区别。

然而，根据大多数批评家的观点，局势的关键在于蒋介石对东北人不信任。于是中央政府采取了曾在云南施行过的办法，以维护对该地区严密的军事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老帅”张作霖家族控制的、半自治的旧有权力基础再度抬头。被派来接收该地区的军队中，十支里有九支是由来自中国的其他地方的士兵组成的。政府没有采用日本占领前原来的划界方法，而是将原来的三个东北省份划分为九个行政区，委任外省人担任几乎所有的最高职位。[99]在当地，入驻的国民党官员与地主和其他曾勾结日本人的汉奸结盟。他们是区域内唯一能被倚重的、既不忠诚于共产党、也不效忠当时仍有声望的“少帅”张学良的阶层。

在云南，政府的努力至少获得了暂时性的成功。在东北，维护中央控制的策略显得很笨拙。在共产党积极反对下（它还联合起了复兴的地方主义势力），政府的上述策略破产。20世纪30年代，日本早早占领了该地区，而中央政府一开始对日本的侵占持默认态度，当地人的地方主义情感因此得到加强。这种情感在西安事变中被激化。日本投降后，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在一开始似乎是真诚的。但是随着当地人对政府接收工作和其官员行为的不满，地方主义很快再度抬头。像苏联人一样，“南方人”很快因为待得太久而不受欢迎。文官和武官的自大和贪婪，以及国民党军队松弛的纪律——这些人都是外地人——给当地人民一个印象：他们又作为被征服的民族被迫处于屈从地位。“沈阳只尊重财富和权力，”一位通讯记者写道，“还有就是军人特别有影响力。至于普通老百姓，他们一方面感到全天下都属于南方人，另一方面感到如今的生活还不如满洲国时代。”[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