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第11/15页)
1929年的编遣会议目的是减小军队的规模;但是上层军事领袖,包括蒋介石在内,不愿意削减他们自己的军队。接着蒋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打仗,使得军事控制依旧成为必须。该军事控制对最终的内战负有责任。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占据了越来越多的领地与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中权力的扩张是相辅相成的。对蒋忠诚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了国民党内部军事派系的核心。由于接近蒋介石,又因为控制了政府的军队,他们成了国民党内部最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经常涉足政治。
一旦一个军事派系在政治上据主导地位——钱继续写道——它的反对党也只有依靠武力。人们的权力无法得到保障,除非也诉诸武力。行政上,文职工作开始附属于军事。而且中国的军事不尊重任何法律,对为公众谋利益的责任没有概念。钱教授宣称如果军事不从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去除,由全国文职政府统一管理,那么中国人民的得救将遥遥无期。他以上的言论表达了很多人的感受。[84]
战争:责任 共产党设法避免同国民党一起为战争负全责,虽然他们不能完全脱开干系。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战争负有相同的责任,也许共产党并不比国民党更想要和平。很多声色俱厉的评论,谴责两个党派以整个国家为代价,追求他们自己的自私目的。[85]然而,反战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还是国民党政府。这里有几个原因。
比如就像吴世昌提到学生反战抗议者时所说,他们向政府请愿而不向共产党请愿,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投靠共产党。他们依旧把国民党政府看作中国的合法统治者,拥有实现和平和制造战争的力量。吴教授说,请愿者的首选当然是得到承认的政府而非反对党。
其次,人们倾向于相信共产党在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是有诚意的。他们和国民党的代表一起,同意做出一些妥协,以解决国共两党的分歧,避免内战。不幸的是,在协定达成的几个星期之后,国民党就单方面撕毁一些会议协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行动),从而严重地破坏了人们对其诚意的信任。对政府诚意的怀疑似乎被以下事件证实。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举行集会,庆祝政协会议的胜利闭幕,可是有人扰乱了集会。几天以后,共产党在重庆的报社受到袭击。这两个事件被普遍认为是国民党右翼分子雇用的流氓所为。[86]
也许反战情绪主要指向政府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优势都建立在国民党的弱点和不足上。自由派批评家认为,政府应对没有在当权时改正这些缺点负责。正是因为有错不改,政府不得不为共产党的壮大以及内战背负主要责任。这是钱端升论述国民党军国主义和共产党武装敌对之关系时的一个中心思想。该中心思想被经济学家伍启元着重强调。相比他的多数同事,伍启元更倾向于直接谴责政府的通胀政策。“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内战的性质,”他写道,“我们必须来看一看过去九年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他继续写道:
结果经历了九年的通货膨胀,物价变动,社会财富重分配和其他的重大变动,中国经济变成了一个贫富相距甚远和尖锐对立的经济。战前的中层阶级在通货膨胀和压低待遇双重压力之下,除了做了既得利益集团附庸的贪官污吏外,差不多全部沦为赤贫。占人口85%以上的农民,则在兵祸、匪祸、征粮、出丁、水旱天灾等重重压迫之下,已在饥饿线上作垂危挣扎。在这极大多数同胞无法生活的时候,通货膨胀等政策却扩大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增加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无论有没有共产党,哪能不发生内战?共产党力量所以膨胀,可以说是受这种经济政策之赐。
任何人站在共产党的地位,都会利用经济上贫富对立和政府偏袒富裕阶级的弱点,利用极大多数的贫穷的人,起而与政府抗争。[87]
在一篇激烈的批评中,储安平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储安平批评的是,1947年美国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访问中国,建议美国拨出更多的援助物资送给国民党政府。
蒲立特先生所以主张援助这个政府,就因为这个政府是反苏反共的……蒲立特先生可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能膨胀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本文作者个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今日这样膨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来政治开明,胸度开阔,何致要把许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产党增加势力?假如二十年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我个人很直率地说,我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共产党之母”,它制造共产党,它培养共产党。[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