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8/10页）

双方通过以上的方式重新回顾中国近代历史，不仅是出于自身的需要，也是有选择性地为当前的政治目的服务。然而，如今的政治格局已经大不相同了。的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仍是主要的竞争对手，现在的问题仍然是旧有的共产主义对新的经济和政治管理模式的挑战，以及这种挑战造成的根本性的差异。而且，双方对过去50年成功、失败和对抗的不同记录更将这些差异扩大了很多倍。此外，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对有关他们自己历史的最权威的文件和资料有着绝对的控制权。然而，考虑到50年来的变化，以及公共领域的记录越来越多地开放，人们的研究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些公共领域的记录所能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超出官方原有的想象。

我们前面提到的描述1947年2月28日台湾事件的新书就是这种超越严酷的高压政策下的历史学范畴的明显例子。长期以来被禁止讨论的政治事件终于合法地出现在历史叙述中，而且很快成为当前政治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国民党的腐败和它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糟糕的经济管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当代中国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经验教训。1949年以前自由知识分子为争取独立的政治评论权而进行的斗争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还注意到，新旧时期学生运动的许多诉求都是相同的，例如反对战争、日本侵略、贫困等等。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注重历史先例，强调连续性，希望留下自己的历史遗产。实际上，这只是古代中国政治中一种常用的方式而已，国共双方为了争夺对未来中国的影响重新使用了这一方法。

中国和西方学者对过去中国政治历史的兴趣可能仍会存在差异，西方的研究可能会继续避开中国内战这一时期，尤其是避免做出任何结论。根据新的资料写成的一两本新书还不足以证明出现了新的趋势。然而，新的研究，加上其他近期和目前关于1949年之前，国民党执政早期的政府、政治、战争的研究显示，堆积如山的新材料下蕴含着丰富的可能性。要想实现这些可能性，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思维模式，这种可能性还意味着，那些曾被我们忽略的问题最终能得到多种形式的解答。

我始终认为，终有一天，会有其他人重新关注这些问题，并继续前人未完的研究。基于这一考虑，《中国的内战》的再版并没有做任何改动，内容与最初的版本完全相同。我选择性地调整了本书的参考书目，为的是让人们知道，新的资料足以支持他们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书完成的时间几乎跨越了两代人，在此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学术机构和个人的帮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一直以来关心我和我的著作的人，正是因为他们，本书才得以完成并面世；同样是因为他们，我现在才可能推出这本书的再版。在这里，我还要感谢罗曼和利特菲尔德出版社（Rowman & Littlefield）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苏珊·麦克伊查恩（Susan McEachern），他们对本书的再版给予了巨大帮助。我要向负责本书印制工作的卡伦·约翰逊（Karen Johnson）表示感谢。对复旦大学的金光耀（Jin Guangyao），我要致以更大的谢意。以金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们以客观的立场搜集了大量近代中国的资料。金教授带领他的翻译团队完成了本书1997年中文版的翻译。在修订书目的介绍中，我还要感谢在我查询新的资料时，所有为我提供意见和建议的新老朋友们。

让我心情沉痛的是，由于我研究中国内战的时间超过了30年，许多以不同的方式对本书的完成做出贡献的人已经无法亲眼看到这次再版了，这里我要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就在不久前的1999年2月和3月，谢伟思（John Service）和鲍大可（Doak Barnett）分别去世，他们的离世让我回想起了许多曾给予我帮助的人们。虽然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分别在不同时期给予了我精神上宝贵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的经历就相当于一堂现实的政治教学课，让我们这一代人清楚地了解到当我们继续1949年以前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时，将要克服多大的困难。鲍大可教授的《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是少数几本从亲历者的角度描述20世纪40年代中国历史的著作之一，但这本书一直被锁在抽屉和文件柜里，将近20年都没能出版。书中收录了许多亲历这段历史的记者、外交官以及其他当事人的报告，在20世纪50年代，这本书争议性太大，以至于无法出版。如今，这些资料已经在我们的历史记录中重新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