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6/10页)
中国的内战和中国正在变化的政治秩序
幸运的是,所有的终点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不是在西方学术界,而是在中国本身的环境中——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包括作为它的对手的、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中国内战的研究正在经历新生。中国内战研究新的发展、新的出版物,以及新公布的档案材料,为我们揭示出导致这一历史时期早期研究空白的另一个原因。共产党虽然在内战中取胜,但并未从此结束战争,从某种意义来说,战争延续至今。这使资料缺乏的状态更加严重了。因此,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不可避免地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花费在搜寻资料上。很自然的,如果想要写作这样一个时期的政治和军事历史,研究者必须能够接触到战争双方(实际上是各方)可以对比的材料,但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中国国民党被击败了,但并没有投降,带着所有的秘密退到了台湾,中国共产党则在大陆建立了统治。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相关资料的管理和这段历史的解释仍是由官方垄断的。
因此,虽然我们的兴趣没有将我们引向其他方向,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以及越来越多地使用方法论,使得我们无法以更“保守”的方式进行研究。即使在资料相对充裕的今天,仍然存在类似的情况。正如我在书目文章中说过的,今天,人们对社会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学术偏好既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也可以说是在这些领域进行研究的门槛较低所造成的必然。相比之下,与军事和政治有关的历史材料则受到了最严格的控制,人们很难接触到它们。而对于中国内战的研究而言,军事和政治领域恰恰是最为重要的。
由于一直以来材料的缺乏,现在仍没有一部明确的用英语写作的介绍中国内战的军事史。事实上,也没有一部用英语写作的有关1937—1945年中日战争的历史,以及用英语描述的、将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地区区分开来的专门历史。[15]由于我们接受了一个早先的传统观点,即政治拥有比战争更高的重要性,我们的问题和答案主要局限在政治领域,这样,在我们完成模式化的问答之前,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兴趣。我们仍然没能对战争双方、他们的政策,以及他们设立的政府机构进行明确的政治描述。由于有这么多基础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有关这段历史的老的争论既未结束,也没有继续发展,而是处于一种“尚无定论”的悬而未决状态,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样的问题被人忽略自然导致了许多奇怪的结果。例如,由于缺乏中国官方的权威记录,日本可以继续从自己的角度对中日战争进行修正主义的解释,并将这一复杂的历史遗产留给后人评判。农民民族主义这一设想可能是好的,但已经被推翻了。如果不能对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占领期间的军事成长做出必要的战略评估,我们将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多次说他要“感谢”日本,也无法调和过去的学者关于毛的这一观点的争论。毛泽东通常承认日本人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正是日本的压迫教会了中国人民怎样革命,并逼迫人民起来战斗。[16]同样未达成一致的还有关于下面看法的争论,有观点认为,国民党早年进行的国家建设是卓有成效的,只是在1937年至1949年之间,才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国民党开始经历持续的衰退,国民党自己的领导人也曾多次承认这一结论。
这些观点留下了许多空白和并未完全解答的问题,为我们指出了未来研究可能选择的方向。这些观点还有助于我们了解“东方与西方”或中国与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看法的差异,以及中西方的交流互动是如何对新的研究造成影响的。目前,西方学者似乎刚刚从他们早期观点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似乎只有研究对外政策的历史学家才对中国内战保有持续的兴趣。其他的学者则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包括对战争、政府机构、政党,尤其是社会和文化主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偶尔会显示出一定的偏向性,让人回想起以往的争论。但几乎所有新研究都集中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上,依照目前的进展,如果只靠西方学者自己的努力,恐怕几代人以后他们才会重新关注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