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10/10页）

[11]赖泽涵、马若孟、魏萼：《悲剧性的开始：台湾“二二八事变”》，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1年。

[12]史蒂文·莱文：《胜利的铁砧：1945—1948年共产党在满洲的革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7年。

[13]易劳逸：《毁灭的种子：1937—1949年战争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中国》，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3年；胡顿（E. R. Hooton）：《最伟大的动荡：1936—1949年的中国内战》，伦敦：Brassey's出版社，1991年。

[14]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在《中华民国的民间社会和城市变迁》中考察了中国民主革命后的社会和文化历史。见《中国季刊》，1997年6月，第150期，第309—328页。

[15]见熊玠（James Hsiung）对这一研究空白的评论。熊玠将这一空白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持续的敌意、官方的保密，以及对研究资料的封锁。见熊玠和史蒂文·莱文编辑的《中国苦涩的胜利：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2年。

[16]参见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引自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齐慕实（Timothy Cheek）、吴元黎（Eugene Wu）编辑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第182页。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指出，毛泽东在1936年就做过类似的预言（斯诺：《大河彼岸：今日的红色中国》，纽约：兰登书屋，1962年，第41页）。在那之后，毛泽东在1965年和1970年会见斯诺时说过，日本让中国人民学到了宝贵的革命经验（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纽约：Vintage出版社，1973年，第173、198—199页）。又见毛泽东1964年7月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533页。

[17]两篇介绍1949年之前的中国的代表性作品（不包括1945—1949年这一时期）是“重新评估中华民国”专号（《中国季刊》，第150期，1997年6月）以及熊玠和莱文的《中国苦涩的胜利》。

[18]见邓小平的《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谈话》（1987年4月16日），以及邓小平《论香港问题》中的《要吸收国际经验》（1988年6月3日），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第30—37、38—39页（参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5页）。关于这场重大政治改革以及香港在其中地位的初步分析，见胡素珊的《香港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一国两制”的首次考验》，载于《当代中国》，199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