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9/10页）

当时还是一名研究生的谢伟思在20世纪60年代突然崭露头角，他的研究让人们能够更直接地了解1949年之前的中国。我们常说，开除谢伟思是国务院的损失，却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件幸事。谢伟思的故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付出的代价。此后许多年，美国政治家们都在为此而相互指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的谢伟思曾在美国驻中国办事处任职。像许多同时代的外国人一样，谢伟思就中国两个主要竞争者的优势和弱点做了详细报告。由于这些报告，谢伟思成了第一个被国务院开除的被认为是“中国通”的美国雇员，此后他一直进行着最顽强的努力，想要洗刷自己“不忠”的名声。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谢伟思的裁决，他得以重新进入政府部门。但在1956年和1962年期间，谢伟思被下放到美国驻英国一个无足轻重的领事职位上。离开政府后，谢伟思来到伯克利进修。他是班上的第一名，几乎每门功课都是“A”，顺利地拿到了硕士学位。毕业后，谢伟思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中国研究所工作了几年。他的生活十分充实，一直担任名誉顾问，为几届研究生提供了指导。无论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我们对前辈学者都怀有相同的珍贵记忆和尊敬。鲍大可和谢伟思过去的工作不仅仅让我们想到他们的贡献和成就，也是一座跨越时空的“中转站”，后来者正是以此为基础，才得以继续推进前辈学者的研究。

[1]见书后参考文献中的中文著作部分。

[2]见詹隼：《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中国革命的开始（1937—1945）》，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

[3]见贺康玲、戈迪温《星星之火：中国的农村革命》中的“概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观察”一节。

[4]詹隼：《人民战争分析》，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0、15—16页。

[5]除了前面提到的贺康玲和戈迪温的总结，还可以参考韦思谛（Stephen Averill）：《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载于《台湾中华民国史学研究》，第18卷，1992年11月，第1期，第225—255页。第一部对“农民民族主义”提出异议的著作是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詹隼和塞尔登随后逐条回应了针对他们的批评，但是他们只做了很小的让步，因此他们原来的观点基本是没有改变的。见詹隼：《回顾农民民族主义：一本著作的传记》，载于《中国季刊》，1977年12月，第72期，第766—785页；以及马克·塞尔登：《结语》，载于《中国革命：回顾延安之路》，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M. E. Sharpe），1995年，第222—258页。

[6]薛君度：《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9）：关于胡佛研究所中文藏书中相关文献选编与注释》，斯坦福：胡佛研究所，1962年。见《书目丛刊》，第11期，第226页。

[7]莱昂内尔·马克斯·查辛：《共产主义征服中国：1945—1949年的内战史》（蒂马斯·奥萨托和路易斯·格拉斯译），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威廉·威特森、黄震夏：《中国高层指挥：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纽约：普雷格出版社（Praeger），1973年。

[8]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有有关这一课题的新著作。例如，托尼·塞奇（Tony Saich）和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编辑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视角》（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5年）中的第二部分“地区差异”。

[9]修订后的相关英文资料的参考书目包括一些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柯伟林（William Kirby）在《台湾中华民国史研究》（第18卷，第1期，1992年11月），提出了精辟的见解。除了新中国的资料，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受益于包括俄罗斯和东欧在内的苏联阵营国家新公开的档案。见马克·克莱默的新参考书目：《莫斯科档案研究：进步和错误》，载于《国际冷战史汇编》，沃德罗·威尔森国际学术中心，华盛顿特区，1993年秋，第1、18—38页。

[10]约瑟芬·伊克：《中国的城市革命：国共争夺平津的斗争（1945—1949）》，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