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4/10页）

当前的展望：中国的政治，西方的趋势

自从《中国的内战》在1978年出版之后，最惊人的事情是，对这一段历史，当代中国的兴趣与西方学术界有了极大的差异。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对中国的关注转移到了其他方向，而1945—1949年间的这段历史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出于其他一些原因，相比之下，中国的研究兴趣在不断增强，并出版了数量惊人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著作。《中国的内战》中文译本不过是方兴未艾的研究趋势中同类著作中的一本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西方学者还在为寻找这段历史的切入主题和灵感来源而烦恼时，大量的中文著作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原始和二手材料，这些材料足以支持人们对这一时期的许多专项历史进行研究。

中国内战的研究和西方兴趣的转移

如果读者阅读了《中国的内战》最初在西方的版本，将发现这一版本体现了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兴趣，即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如何取得政权的。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共产主义可能造成的威胁不再那么敏感了，《中国的内战》将关注的重点转到了新的方面。在新的版本中，中国内战不再被视作是中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关键性时期，它本身不再重要了，而是作为20世纪中国超越传统的新政治秩序的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早期阶段。

关于中国共产主义在1949年之前的成功，人们有很大的争议，为了还原《中国的内战》在这一争议中最初的位置，本书被分成大致相等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国民党的衰败，第二部分则叙述共产党的兴起。第一部分关注的重点是城市问题以及市民生活：腐败、通货膨胀、学生和知识分子。第二部分的重点是农村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人们最多的关注，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否应归因于农民民族主义，还是另有原因，人们仍在进行激烈的争论。

事实上，土地改革，或者说推行对农民土地、财产和政治权力的激进的再分配措施，要远远早于1947年。如果我一开始就了解这一点，我或许能够更早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直到1974年，我关于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仍然有许多不合逻辑之处，其中的矛盾太多，以至于无法发表。一开始对我的研究造成阻碍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查阅了许多1947年实施土地改革的文件，这些资料并不足以证明土地改革已将农民动员起来，让他们积极支持共产党的战争，尽管这一印象与所有传统观点和共产党官方的说法相反。首先，土地改革怎样动员和发动十分重要的华北地区的农民？由于这一地区地租普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而且存在大量拥有自有土地的小自耕农，土地改革实际已经完成了。其次，詹隼认为，共产党是在放弃他们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的、容易造成分裂的土地改革方案之后才获得了农民广泛的支持。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会在全面内战的关键时期重新采用这种冒险的做法？

最终，我又花了一年时间才解开这些矛盾，并且能够回答有关这段历史的主流研究中绝大部分问题了，论文的篇幅也由此增加了将近100页。新的研究显示，共产党的取胜几乎与农民民族主义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一研究也指出，如果农民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并不会妨碍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共产党对农民的广泛而成功的动员。给予本地农民一定程度的保障是共产党获胜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到1947年，一个更大的变化是，共产党已经拥有了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够让它在农村大范围地重新施行激烈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了。

我还比较了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关于地区革命根据地的研究，[8]其方式是通过研究当时的各项条令仔细分析这些根据地制度的实际建立过程。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否认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是由某种单一原因造成的，无论这种原因是意识形态、组织运动、外国干预、人民贫困，还是其他方面的。所有人都否认共产党的成功是因为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集中到一起，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无法阻止的化学反应。这些研究强调，中国内战不取决于某种绝对和确定的因素，它是由相对性、人类的创造性，特别是由战略过程和灵活性决定的。长久以来，上述因素被视作外国学说在中国农村扎根的必要条件（即使不是充分条件）。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能应对农村地区各种复杂环境和国内外险恶对手的必要的适应能力。在建设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革命力量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得以重新夺取城市并赢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