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8/20页）

事实上，奕的这三个策略，依旧没有逃出中世纪战法的老套路，但是咸丰皇帝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让大臣们按照恭亲王的意见先去制定方案。

按照咸丰皇帝的设想，本来希望桂良和花沙纳先设法在修约谈判中拖住英法两国，可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在四国公使军事和外交的双重压力下，桂良与花沙纳凭借自己全权大臣的身份，居然与四国公使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当然，因为各国的利益不同，签订的条款数量和内容也不一。例如中英条约是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条约是四十二款，附约六款。

总体来看，洋人无外乎是要求扩大在华特权，因此无论和哪国签订的《天津条约》都有其共通性：

1.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2.开放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湾、淡水、潮州（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十处为通商口岸。

3.洋人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4.洋人可以进入内地游历、通商。

5.外国军舰、商船有权驶入长江和各通商口岸。

6.中外百姓争诉事件，由领事馆会同中国官吏共同审处。

7.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8.对英国赔款四百万两、对法国赔款二百万两。

9.享受最惠国待遇。

10.一年后到北京换约，两国最高领导人审阅批准并互相存照。

从内容上看，天津条约明显对中国主权产生了破坏，但对比《南京条约》，很多条款很是相似。这说明自《南京条约》签订后，十几年来洋人们无论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都没有完全践行南京条约的内容。例如“争讼事件”和“自由传教”，因此《天津条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洋人们重申本国在华权益的体现。

《天津条约》签订后，咸丰皇帝还想做最后的努力，试图让桂良以全面免进口税为交换条件，取消公使驻京、内河通商以及内地游历等条款。他希望桂良能够想方设法，以图补救。桂良也确实经过了努力，但是列强们刚刚争取到的权益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最后经过桂良费尽口舌的交涉，英国只答应其公使不长驻北京，但可以随时往来不受限制。

就是这样一条似乎不那么重要的条款，也惹得咸丰皇帝大为光火。本来他对桂良凭借钦差大臣的身份与洋人签订《天津条约》就颇为不满，可是自己既然已经授权也就不好再说什么。现在咸丰皇帝认为就连公使驻京这么个小问题，桂良都为自己争不来脸面，他再也忍不住对桂良开始指责：

若至今仍无补救，不独无颜对朕，其何以对天下？

桂良十分清楚皇帝陛下这句话的分量，因此桂良只能拉下老脸，央求着英法公使订立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在英法联军离开天津的第三天，惠亲王绵愉上奏咸丰皇帝，认为英法联军虽然已经离去，但对天津的防务不能疏忽大意，以防后患。咸丰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让僧格林沁会同署理直隶总督、礼部尚书瑞麟，一同增强大沽口沿岸的防务。僧格林沁陆续集结了四千名士兵，在大沽口海岸增设炮台，架设大炮，筑堤挖沟，制造拦筏，天津地方又招募了乡勇五万余人，应该说天津的防务力量大大加强。

天津增强防卫力量本来是防患于未然，但绵愉的奏疏似乎就像一个预言，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订的四个月后，咸丰九年（1859）三月，英法联军再次卷土重来，这次他们的理由是拒绝同清政府全权大臣进行会晤，商谈进京换约事宜。他们决定以武力打开北京城的大门，迫使咸丰皇帝换约。

或许是洋人们通过战争尝到了甜头，或许是他们知道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不了换约问题，因为大清帝国的惯性思维决定了，他们在换约问题上一定是阻碍重重，因此英法两国决定“简化程序”直接开战。

五月七日（6月7日），十五艘英国军舰、两艘法国军舰同时到达大沽口外，三天后两国公使的军舰与舰队会合，共同组成一支有着二十一艘战舰的联合舰队，官兵人数达到两千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少将统一指挥。

咸丰皇帝谕令僧格林沁做好防卫工作，但不要擅自开枪开炮，同时谕令新任直隶总督恒福，与三国公使讲明，只要他们不带多余的人，不带洋枪，不惊扰沿途百姓，就可以由北塘登陆，再到天津夷馆进行换约事宜。但是咸丰皇帝的这个提议，被联军公使断然否决，他们坚持由大沽口溯白河北上进到北京换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