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7/20页）

但是咸丰皇帝或许没想到，他任用柏贵来纠正任用叶名琛的错误，实际是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他并不知道柏贵早已向洋人竖起白旗投降。当然他更想不到在此后四年的时间里，穆克德讷、柏贵等一群拿着大清帝国俸禄的高官们，居然在广州充当了洋人们的伪政权傀儡。

3. 大沽口之战

英法联军虽然攻占了广州，但还没达到他们最初要求修约的目的，因此这场战争不可能停止。四国公使在香港继续策划领军北上，尽快迫使清政府同意修约。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咸丰八年（1858）正月，四国公使派人到苏州会见江苏巡抚赵德辙，并向其递交照会，再次提出“公使驻京、增开口岸、内地旅游、改订关税、赔偿军费”等修约要求。值得一提的是，俄国公使还提出割让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以东地区的要求。四国公使限定清政府在二月底之前必须派出全权代表赴上海谈判，如不答应立即北上攻取天津。

本来广州失陷后，咸丰皇帝应该能够把握住列强们的心思，但是接到赵德辙的奏报后，他却认为列强们不过是虚张声势，能多占点大清帝国的便宜就会多占点，占领广州已经达到了他们的心理预期，所以他拒绝派代表赴上海谈判。

咸丰皇帝当时将与四国交涉的问题，分别交给何桂清和奕山。何桂清负责英、美、法三国；奕山负责俄国。可是交涉的结果是四国拒绝让步，咸丰皇帝逐渐意识到四国用兵的动机并不是那么简单，于是在二月七日（3月21日）才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增强对天津的防务力量。如果洋人船只到达天津，一定要禁止沿海居民接济食物和私通贸易，使其不能久留。谭廷襄接到谕令后仓促布防，在大沽口炮台增兵八千余人。

由于清政府和四国的根本利益不同，导致上海的交涉毫无结果，俄国和美国公使极力鼓动英法联军北上天津，于是咸丰八年三月七日（1858年4月20日），四国公使率领二十余艘军舰，陆续到达白河口外，三月十一日（4月24日）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派全权大臣前来会谈。

咸丰皇帝最终还是没能阻止洋人的脚步。得知四国公使已经带兵到达白河口后，他依旧不愿意将事态升级。可是洋人们咄咄逼人的架势，让咸丰皇帝知道，如果满足不了洋人们的条件，这些黄头发的“蛮夷”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他决定采取“用俄通美，以制英法”的策略，把希望寄托在美俄公使的调停上。

咸丰皇帝的这种做法，等于将军事防务准备放在了次要位置，结果证明咸丰皇帝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等到四月八日（5月20日）上午八时，四国公使发出最后通牒，限令清军两个小时内交出大沽口炮台，咸丰皇帝再做战前准备为时已晚，因为两个小时后英法联军真的对大沽口炮台展开了进攻。

当时英法联军以数十只轮船和舢板船闯进大沽口，突然攻击南北两个炮台，俄美两国舰船也驶进白河口为英法联军助威。直隶总督谭廷襄看到英法联军来势凶猛，与手下官员纷纷逃走，大沽口炮台只依靠那点守军孤军奋战终致陷落。英法联军一路畅通无阻，顺利抵达天津城下，逼迫清政府派全权大臣前来谈判。

咸丰皇帝实在没想到，洋人们居然这么快就到了家门口，但他更不知道大沽口炮台已经失陷。他一边谕令僧格林沁领兵奔赴天津增援，一边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奔赴天津与四国公使谈判。

面对英法联军的武力威胁，清政府内部分为主战与议和两派，这也是咸丰皇帝为什么要派出僧格林沁增援部队和钦差大臣议和团队的原因之一。大学士桂良是议和派代表，吏部尚书周祖培则是主战派代表，双方对于如何应对英法联军的侵略，都说出了各自的理由，咸丰皇帝左右为难，只得将这个议题交给王公大臣和军机大臣共同讨论。

恭亲王奕作为具有处理洋人问题丰富经验的老手，为咸丰皇帝提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办法：

1.在天津训练乡勇，增强地方守卫力量。

2.京师继续为僧格林沁派援军，增强僧格林沁的战斗力。

3.组织广东乡勇进攻香港，在广州地域开辟第二战场，采取调虎离山、围魏救赵之策，让英法联军自顾不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