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党争的发酵：山东巡抚之争（第5/9页）

在我看来，“义和团”这个名字的公开登场，是朱红灯的队伍自己改的，用一句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它是“人民群众”之首创。而它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朱红灯和他的同胞们骨子里对“官”的向往和认可，也许“做官”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革命性”还不太彻底。王朝历史上很多反“官”之人，一有机会，立马就变成另外一种“官”，很多反皇帝之人，一有条件，立马腐朽堕落，变成另外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皇帝”。

那么朱红灯为何会知道“义和团”这个名号？这其实是并不奇怪的，既然两任山东巡抚都有过“改拳为团”的想法，朱红灯的队伍又时不时跟官府进行下“谈判”，就不可能不听到风声。而正如之前“扶清灭洋”的口号一样，积极“向官方靠拢”，给自己不合法的活动找件合法的外衣，这一直是基层百姓们的智慧啊。

袁世敦率兵包围了森罗殿，朱红灯侥幸逃出，就在逃跑过程中，已经“官化”的朱红灯“脱离群众”的作风引发亲信对他强烈不满，再加上逃亡途中大家都比较饿，分赃不均，亲信们竟然企图杀掉朱红灯。内讧中，朱红灯被手下人打伤逃走。11月21日，饥困交迫的朱红灯在茌平落到清兵手里，两天后（23日），清兵用重金收买了心诚和尚的外甥，心诚和尚被出卖落网，和朱红灯一起被押解至济南。

毓贤似乎成功了，义和拳两大著名头领都落在了他手里，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和拳问题的一举多得的策略也有了，看来他能够在巡抚宝座上坐稳了，然而，毓贤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巡抚也不好当啊。

朝廷里先是有人弹劾他“纵兵开枪”，“剿”得过火，虽然毓贤把罪名推到了袁世敦的身上，但仍然被传旨申饬，而袁世敦连顶戴都没了（“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著一并革职”）。

没过几天（11月28日），又一道上谕来了，这次是指责毓贤偏袒拳民，“剿”得不力（“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巡抚毓贤又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至滋生事端”）。

再过几天（12月6日），毓贤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因为他知道了那个最后的结果，上谕：命山东巡抚毓贤来京陛见，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山东巡抚。

上谕虽然没有明确撤毓贤的职，但这已经是变相地撤职。此时的毓贤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是袁世凯替代了他？

答案其实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有了。

袁世凯被“运作”成山东巡抚

1899年5月——在毓贤刚刚上任一个半月之后，在荣禄的运作下，袁世凯率领刚刚整编为武卫军右军的小站新军离开小站，去山东境内搞了一场军事演习，这场演习自然有向当时企图侵占山东的德军展现武力的意思，但在另外一方面，这也是汉党集团为日后的“以袁代毓”埋下伏笔：只有我们的人才有维护山东地区政局稳定的实力。

两个月后，袁世凯干脆向朝廷上了一个折子（《强敌构衅侵权亟宜防范折》），进一步提出了对山东问题该怎么办，而第一条就是“慎选牧令”。什么意思？毓贤同志不正在山东巡抚的位置上干得好好的嘛，你还要“慎选牧令”，这是明摆着说毓贤同志不行？

老袁是荣禄的心腹，他既然敢这么说，必定是荣禄同意的了，而荣禄既然同意袁世凯这么上奏折，说明他也同意了把袁世凯安插到山东去取代毓贤。有了荣禄的暗中撑腰，原本只负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才敢对山东问题十分“热情”，他左一个建议，右一个提醒，出谋划策，指指点点，看来老袁俨然认为自己就是下一任的山东巡抚了。

关键时刻，还需要汉党大佬李鸿章出手。此时毓贤“招安收编”义和拳的想法已经引起了汉党集团的严重不安，李鸿章动用了他的洋人幕僚，暗中联络德国驻北京公使克林德，希望克林德出面代表各国政府向总理衙门施压——让毓贤赶紧下台！

最后洋人这边出面的是美国公使康戈尔。12月5日，康戈尔向总理衙门提出：“应该撤换毓贤，派一个能干的人去替代他的职位，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接下来，康戈尔甚至不点名地把推荐袁大人的意思都说出来了：“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