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党争的发酵：山东巡抚之争（第6/9页）

12月6日，上谕颁布。汉党集团（主剿派）对山东巡抚的“以袁代毓”从毓贤上任不久后便开始酝酿，通过几个月的操作与行动，此时已成定局。

毓贤知道自己错了。现在看来，无论是对于“主剿派”还是“主抚派”，山东巡抚这个职位是这两派都必须拿下来的，因为只有掌握了山东巡抚，才能掌控义和拳的走势，才能尽量清除或者扩大“灭洋”。所以一个巡抚之职朝中两派必定死争，而毓贤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朝廷党争激烈之时，毓贤不是错在“积极站队”，而是错在没有“站队”，他还是在自作聪明地当“中间派”，自作聪明地骑墙。

事实上在党争激烈之时，根本就没有多少“骑墙”的空间，所谓的“中间派”才是最危险的，经历了戊戌政变之后的袁世凯大人肯定会同意这一点。无论原本是希望明哲保身还是置身事外，到了某个时刻，你就只能“旗帜鲜明”地站队，别无选择，越当机立断，站得越鲜明、越彻底越好。不然，反对你的那一派会将你视为眼中钉，而倾向你的那一派也不会死保你，两面三刀的结果一定是你自己挨三刀——一刀会是这派捅的，另一刀会是那派捅的，而第三刀呢？那会是你自己后悔捅下去的！

那么站错了怎么办？其实也不能怎么办，认输，有的时候还得认命，大家都是赌一把。

这就是专制王朝中官场权斗的残酷，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拼个鱼死网破呢？为什么到最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成王就是败寇呢？这是因为王朝的官场斗争从源头上就决定了没有多少缓冲余地，就注定了你不是这派就是那派，很难独善其身——除非你退出官场。

做官何其难也！

1899年12月底，袁世凯带着武卫军右军从小站开进山东，这是他首次成为“方面大员”，自然得小心谨慎。不过还没等他在山东好好喘口气，之前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南方督办税务的刚毅迅速回京了，他回京就是来采取补救措施的。在刚毅的组织下，各路言官御史开始密集地上折子参他老袁，试图把这个新任巡抚给弄回来（“为今日之计，唯有先令袁北归”）。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袁世凯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老兄袁世敦自然希望弟弟能帮他“运作运作”，让他官复原职，他是在山东丢的官，而袁世凯又是新任署山东巡抚，这也并不是什么难事，袁世凯原本也是打算这么做的。

但是，当端王集团向他集中开火之后，袁世凯立即意识到此事万万不可为，他帮不了哥哥了，袁世敦最终丢官，并且被驱逐回河南原籍，从此他对袁世凯记恨一辈子。1902年，袁世凯扶生母刘氏灵柩回河南项城老家安葬，此时刘氏已经被慈禧封为一品诰命夫人，老袁也只有一个心愿：让母亲风光下葬。没想到袁世敦以嫡子的身份拒绝刘氏葬入祖坟，如果一定要葬入，也只能葬在他们父亲的脚边（袁世凯的母亲是庶妻），袁世凯苦苦求情也无效，河南巡抚亲自出面调解也无效，说起来这也是符合宗法伦理的家事，不论袁世凯官做多大，也只能听他老兄的。最后袁世凯只得生生将他母亲葬在了别处——从此，袁世凯不再回项城老家，死后也不葬在项城老家。

这是后话。现在，面对义和拳问题，袁世凯必须拿出他的一套，不然，刚毅等人绝对有借口有实力让他步前几任山东巡抚的后尘——“顶戴还未热，又被摘去也”。

袁世凯以高超的“政治手段”平乱

袁世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个试验。

虽然义和拳“刀枪不入”的神话袁世凯是不怎么信的，但这毕竟传得神乎其神的，袁世凯必须亲自验证它到底是神话还是鬼话。

一位“大师兄”被请到了府上，然后袁世凯亲自朝他开了一枪，结果可想而知，对于“刀枪不入”，袁世凯心里也有底了。

按照老袁的脾气，他应该大开杀戒了，然而，袁世凯并没有这么做——朝中还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啊。袁世凯先把军队按下，采取了另外一套非武力的手法。

这就是以“官员战争”去对付义和拳的“人民战争”。

一直以来，拳民比较分散，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给剿拳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当官兵开进乡村时，拳民只要把头上的红头巾一扯，把长矛大刀一扔，拿把锄头走进地里使劲刨地即可，反正也没人告密。而等清军一走，他们又拍拍手上的灰，把红头巾给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