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策（第6/8页）

时任弘光朝廷都给事中的李清在《三垣笔记》中就军费开支算了一笔账：

武昌的左良玉有五万人，每年军费一百万两；

江北四镇各三万人，共计十二万，每年军费二百四十万两；

京营六万人，每年军费一百二十万两；

其余八镇共十二万人，每年军费二百四十万两。

南京政权的军队总计三十五万人，每年的军费累计七百万两，另外还有各级官员的俸禄和朝廷的日常开支。

那么，南京政权每年的税收是多少呢？在没有旱、涝、虫等灾害的情况下，满打满算六百万两。

工部、户部在十一月提供的数据显示，朝廷的赤字已达二百二十五万两，户部库存现银只剩余一千两！

弘光政权守着江南这个“聚宝盆”，却在建立仅半年之后，财政就恶化到这个程度，着实令人吃惊。究其原因，除了史可法帮着四镇总兵狮子大开口以外，还有以弘光皇帝朱由崧为首的君臣们终日声色犬马、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功劳”。

朱由崧坐上皇帝的宝座后，大概是想补偿一下自己多年来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上任伊始就大肆选淑女充实后宫，筹备大婚。

南京司礼监秉笔太监韩赞周作为具体的执行者，声势浩大地在南京、苏州、杭州“选秀”，公然派人在全城搜罗，“挨门严访淑女，富室官家隐匿者，邻人连坐”。凡是有女子的人家，都用黄纸贴上，抓起就走，“街坊缄口，不敢一诘”。内官田成等人伺机巧取豪夺，搞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朝廷四处抓女人，老百姓苦不堪言，甚至出现了“少女自刎、母亦投井”的悲惨事件。尽管有少数人躲不起，死得起，但大部分人还是想保女儿又保命，于是不分昼夜地拉郎配，呈现了一片“道途鼎沸，不择配而过门”的热闹景象。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合城大惧，昼夜嫁娶，贫富、良贱、妍丑、老少俱错，合城若狂，行路挤塞”，真是家家有喜事，处处是洞房，日日寻男子，夜夜有新娘。一时间，男人都不敢轻易上街，担心稀里糊涂就成别人家的女婿了。

根据《明季南略》的记载，朱由崧“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赐皆不以节”，导致“国用匮乏”。

更加耸人听闻的是，马士英、阮大铖还将妓院抓来的雏妓进献给朱由崧，精力充沛的朱由崧一晚上就让两名雏妓殒命。（上体魁硕，一日毙童女二人，厚载门月裹骸出。）

总之，正如时人张岱所说，朱由崧是汉献帝、蜀后主、隋炀帝“灵魂附体”的“极品”。（自古之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

在朱由崧这个“光辉榜样”的率领下，满朝文武除了史可法、陈子龙等极少数清廉官员以外，绝大部分也是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

在腐化堕落方面，马士英一点儿也不辜负“百官之首”的身份。除了接受下级贿赂以外，马士英还将各级官职明码标价，公然卖官鬻爵。弘光朝廷虽小，但官员却是多如牛毛。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中书遍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史可法后来也承认，弘光政权的官员确实是多得令人发指：“人人可以剥商，商本尽亏。新征不已，利归豪猾。不足之害，朝廷实自受之。”

首辅马士英如此，以“南混”为主体的下级官员当然乐得上行下效，在城内的官宦府邸，终日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原左中允余煌在一封书信中记载了这样的景象：“近且架凌云之台，演彻夜之剧，怪诞淫亵，错出争奇，妇女若狂，通都填咽。”

在这种情况下，税赋维持朝廷的日常开支都很成问题，更别说花钱打仗了。

愤青的无奈

家贫出浪子，国弱多愤青。

弘光朝廷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一些正直文臣的极大忧虑与无比愤慨，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就是“愤青”中的一个。

陈子龙（1608～1647年），字卧子，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曾任绍兴推官。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因招抚浙江许都叛乱有功，擢升为兵科给事中。北京沦陷后，陈子龙在吏部右侍郎黄道周的推荐下，以原职效力于弘光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