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策（第4/8页）

当洪承畴出面劝降时，左懋第直呼“见鬼”，故作惊异道：“洪督师不是在松山殉国了吗？先帝还在京城主持了葬仪，怎么又冒出一个活的洪督师来？”洪承畴自惭形秽，红着脸悻悻而去。接着，李建泰又来劝降，左懋第咬牙切齿，痛斥李建泰愧对先帝，苟且偷生。

即便是自己的堂兄左懋泰来劝降，左懋第依然不留情面。在共叙往日情谊，又答谢堂兄奉养并收葬母亲陈氏之后，左懋第毅然决然，与之断绝兄弟关系。

“生为明臣，死为明鬼，我志也！”“兴替，国运之盛衰；廉耻，人臣之大节。”这就是左懋第奉送给劝降者的慷慨之言。

对于这个“死硬分子”，多尔衮软硬兼施，甚至在刑场上再次劝降，左懋第依旧大义凛然、慷慨赴难。

太医院的墙上，留下了左懋第写下的一首绝命诗：“峡坼巢封归路回，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磨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在菜市口行刑之时，左懋第正襟危坐，临危不惧，刽子手跪地挥泪，不忍举刀，百姓奔走呼号，痛哭流涕。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廷钦定《殉节录》，追谥左懋第为“忠贞”。

家可破，国可亡，但气节永存！左懋第的气节，令无耻的叛徒汗颜，令凶残的敌人敬佩，更值得后世敬仰！

弘光的机遇

尽管有左懋第的忠勇，但北上和议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弘光政权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送出银两，领回了“三宗罪”。

其实，弘光政权虽然孱弱，但历史还是给了这个小朝廷“划江而治”甚至“光复中原”的机会。

机会首先出自明朝的死敌李自成。这个山沟里长大的农民，多年来四处征战，脾气见长，野心见长，就是见识不长，稍微遇到点挫折，最先想到的还是钻山沟。

山海关兵败后，李自成仓皇撤出北京，而且撤得相当彻底，将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全部拱手让了出来，退守山西、陕西境内。

李自成这么不经打，着实让清廷大吃一惊，更是喜出望外！这确实是清政权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

在清政权内部，形势其实很不乐观。

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去世后，代善（努尔哈赤次子）、豪格（皇太极长子）、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三叔侄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继嗣之争，满清贵族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迅速“选边站队”，转入暗流涌动的内讧之中。在多尔衮的努力下，这场纷争最终以幼小的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多尔衮担任辅政王而尘埃落定。此时，多尔衮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协调各方势力，积极稳妥地做好善后工作。

基于这个原因，在是否入关占领北京的问题上，清政权的最高决策层，特别是作为辅政王的多尔衮，一直都是犹豫不决的。李自成攻陷北京，接着吴三桂发动山海关兵变，多尔衮最初的想法是作壁上观，坚决不插手。

老牌“汉奸”范文程不想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屡次劝说多尔衮速作决断，见机行事，多尔衮方才派出骑兵，与吴三桂一起击溃李自成，打通了进军北京的道路。

李自成一路溃败，清军顺利进入紫禁城。下一步怎么办？满清贵族之间又出现了分歧。

以英王阿济格（努尔哈赤第十二子）为代表的“保守派”贵族认为，能拿下北京已经是祖坟冒青烟，占大便宜了，应该见好就收。阿济格建议，在北京留一个亲王驻守就万事大吉了，咱们还是率领清军主力，回关内过安稳日子。

在“汉奸”文臣的怂恿下，多尔衮已经不满足于将北京当做大清的“南大门”，而是想以此为契机，在中原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为了说服阿济格等人，无可奈何的多尔衮甚至搬出皇太极的遗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

经多尔衮反复做思想工作，并在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帮助下，满清贵族终于达成了初步一致，将爱新觉罗·福临从东北迎到北京，于十月初一举行新的登基大典，以示主宰天下之意。多尔衮被尊封为“皇叔父摄政王”，成为这场纷争的最大赢家。

即便如此，清政权到底能在中原走多远，到底能控制多少地盘，多尔衮心中还是没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