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策（第8/8页）

八月十八日，陈子龙再次上疏：

“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陛下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之时，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臣诚不知所终矣！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几百政令皆因循遵养，臣甚为之寒心也。”

次月，心灰意冷的陈子龙带着对弘光朝廷的无比失望，黯然去职。

弘光元年（1645年）二月，吏科右给事中陈燕翼在奏疏中写道：

“今奴、贼相持，胜负未决，中国之利正在此时，行间将、吏，不闻一筹一策，用间用奇，而但知张口向内添官索饷。”

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最大的危险不是愤青太多，而是愤青们深感多说无益，没有愤的激情了。

在陈子龙等人看来，弘光政权已经无可救药，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然，这个时间不是由阎王决定的，而是由清廷决定的。

摸清了弘光政权的底牌，所谓的“和议”破产后，北京的多尔衮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磨刀霍霍向猪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