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翠扳指（第41/60页）

这天，联军和奉李秉衡令驻守河西务的张春发部和万本华部接触。帝国的地方部队和义和团的农民们混杂在一起，在联军密集的炮火轰击下几乎立刻溃散。“死者十之五六，潞水（今北运河）为之不流。”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更没有证据表明北京来的义和团和洋人们打了真正意义上的仗，尤其是“八宝法物”在战斗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威力。义和团们似乎仅仅在庄稼地里挖了一天的土——这才是帝国农民的真正本行。联军冲上来时，看见旷野之中到处都有挖掘的痕迹，如果这是在挖战壕的话，工程的规模之大让联军不免惊骇。

9日，李秉衡亲自率领的部队到达，立即与联军进行了短暂的战斗。在很快陷入溃败状态的时候，马玉昆带领官兵从杨村方向撤退到此了，李秉衡心里立即燃起希望，因为如果加上马玉昆的部队，帝国军队在河西务防线上至少有4万兵力了，于是主张和马玉昆“合队防守河西务，并力御敌”，但是遭到马玉昆的拒绝，理由是“寇众我寡，势不敌”。另外的原因很简单：马玉昆没有理由听李秉衡调遣。

11日，联军向通州城的攻击号吹响了，李秉衡如同裕禄一样，感到自己的死期已到。部队没有后勤支持，官兵们断了粮食。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帝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北京无法供应所需弹药，弹药要从“山东调拨”，这两天他给部队的命令之一就是：寻找民间铅器，就地熔化造弹。联军的炮声一响，李秉衡身边突然没人了，只剩下他从北京带来的几个幕僚。他对这几个幕僚说：“国运不济，无力回天，各位另谋生计去吧！”幕僚们纷纷散去，只有编修王廷相不肯走，投河自尽。

李秉衡老泪纵横，但是他不甘心。他带领一部分官兵趁联军向通州攻击前进的时候，想迂回到联军后面进行袭击，但是，在行进到码头附近的时候，“所部均不愿再战，相率退去。”

在被慈禧任命为“办武卫军事务”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绝望的老人李秉衡转身进入一间草屋里，“仰药死之”。

他留有一遗书，内云：“军队数万充塞道涂，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而巨镇小村均焚掠无遗，身经兵火屡屡，实所未见。”（《义和团史料》（下册）646页，转引自《晚清七十年》，（美）庞德刚著，岳麓书院1999年9月第一版，第439页。）

这个给帝国的历史骤然间平添了一层再也抹不去的伤痕的人，临死前才明白自己是“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没脸见任何人。

李秉衡的自尽，不是畏罪，而是彻底的绝望。

是日，荣禄入宫向慈禧禀报李秉衡自杀的消息，“君臣相对而泣。”太后言：“皆诸王公及拳匪所酿之祸，使国家至于此也。”（《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七月十八日。）

李秉衡自杀之后，前来“勤王”的四支地方部队立即失控，不战而退，狂奔三日。江西来的地方部队陈泽霖部的官兵一口气逃到山东济宁才停下来——这伙官兵跑到济宁不跑了，官兵们摆摊做起了生意，拍卖所掠衣裘首饰。

1900年8月12日凌晨4时30分，一声巨响之后，日军把通州的城门炸开了。联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帝国军队。驻守通州的帝国官员早就逃跑了，只有少数官兵留在城内，这些官兵虽然没有任何抵抗的举动，还是全部被杀。被杀的原因和过程很是奇特——竟然是通州城内的平民带领联军官兵把这些官兵抓起来的。《汪禳卿笔记》记载：

联军将至，驻通州之将领惧，顾无计遁，皖人方长孺者，将领之至戚也，愿代任斯职，大喜，遂弃军去。方领军则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将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无一人得逸者。（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73页。）

帝国军队在自己百姓的眼里，竟然如此。

联军在通州也没有放过屠杀抢掠的机会。10万通州平民当天经历了和天津城陷落时一样的巨大灾难：“合城之人，死六成，逃三成，有一成未动者，皆老幼残废之人耳。”（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