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翠扳指（第40/60页）

拳祸甫作，乱民争奉之。初居于船，泊北门外大关口。船之四周，裹以大红洋绉。又有所谓三仙姑、九仙姑者，咸居舟中以侍之。旋为裕禄所闻，乃迎圣母入署，决休咎。圣母至，裕禄跪迎之。既坐督署大堂，裕禄入见，行三跪九叩礼，奉之若神明。礼毕，裕禄上言：“乞垂悯生灵，拯此一方。”圣母曰：“已，令神将用天兵火烧夷兵，不久灭尽。汝无忧！”有顷，圣母出署，裕禄复跪送之。（老吏：《奴才小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550页。）

然而，“夷兵”并没有被“不久灭尽”，帝国军队的一次次的阻击却兵败如山倒。裕禄夹杂在逃跑的人流中，恍惚中心乱如麻。作为前线指挥，他应该率军拼死阻击，“以报国恩”，但是，他手上又有朝廷刚刚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已经命令李鸿章北上“议和”。既然政府已主张议和，军队干吗还要打？打狠了，背上破坏议和的罪名，等洋人和朝廷真的和好了，自己现在打得越凶，洋人们不是越要惩办自己？可是不打，或者打而失败，也一定是死罪。裕禄明确地感到该到自己死的时候了。在混乱的溃兵中跌跌撞撞的裕禄想到有必要写一封遗书，至少要找到一个可靠的人把家人老小托付一下，然后再去死。但是，他发现自己的身边除了狂跑的士兵之外，根本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最后，帝国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决定就样死了算了。

关于裕禄的死有不同的说法。大多数说法来源于《景善日记》中所记的一句话：“裕禄之兵在北仓杨村蔡村等地，大败三次，裕禄逃匿一棺材店，既而自杀。”根据这一句话，后人设想为：仓促之中，裕禄逃进了一间草屋，抬头一看，竟是间棺材铺。他是一个极端迷信的人，突然感到这里是命运和神灵要求他死的地方，于是，举枪自杀。更有人发挥设想，说裕禄选择了一个质量最好的棺材，先躺在里面，把姿势弄妥当了之后，才扣动了扳机。

似乎老吏的《奴才小史》之一说更符合当时的战场紧张气氛和酷夏的炎热高温：

对胸自击，枪发，踬地乱滚，气未绝，其仆负之走。途次，死焉。顾仓卒不得棺，以板合为柩，以面糊于板。又不得衣衾，仅就其所穿血渍之纺绸衫裤以殓之。殓时，而蛆虫生矣。（老吏：《奴才小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550页。）

就在裕禄自杀的同时，帝国的都城内，一支队伍正宣誓出京接敌。

这就是70岁的李秉衡和他率领的“北上勤王”的部队。

他是背负着“背叛”的名声而上前线的，只因为前些日子他还在南方官员联名敦促慈禧“议和”的奏折上签字，现在却要率众与洋人们血战去了。他到底是个“叛徒”还是个“英雄”，历史的记载一塌糊涂。没有争论的史实是，1900年8月6日，他带兵“赴前敌以御夷人”。李秉衡可以指挥的军队除了2000名武卫军官兵之外，还有先后到达北京“勤王”的地方部队：湖北部队张春发部10个营、曹州部队万本华部4个营、江西部队陈泽霖部10个营和登州部队夏辛酉部6个营。更为他的迎敌举动增添悲壮气氛的是，跟随他出发的，还有数千北京的义和团农民。这些义和团团员装束一新，精神抖擞，举行了大规模的“誓师”仪式，有史料特别记载义和团们跟随李秉衡上前线时手里拿的“武器”：

视师，请拨拳民三千人以从，秉衡先拜其大师兄，各持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拥秉衡而行，谓之八宝。（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3页。）

8月8日，联军向北京方向长驱直入，没有遇到抵抗。给联军造成困难的是官兵不断地中暑和食品的严重短缺。联军经过的所有村庄都受到彻底的洗劫，但是依旧不能满足联军的基本需要。联军洗劫村庄的时候，没有受到帝国村民的反抗，但是怪事还是不断发生。比如，行军中的日本军队听见了一声撕心裂腹的惨叫，过去一看，一个日本士兵不知被谁捆在一棵树干上，士兵的脚下堆积着的柴火正在熊熊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