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翠扳指（第38/60页）

帝国军队装备是新式的，但是军官还是八旗子弟。只要在军队里当上个军官，就神气起来，而且军饷很高。1900年的绿营兵的月银一般是四两五钱，有时可以达到十两之多。拿袁世凯训练的“小站新军”来讲，相当于营长的统带的月银是100两，外加公费银300两。而当时大米的价格是每石一两五钱银子，即使军阶最低的士兵，每月的军饷也可以买大米三石多，相当与今天的近400斤大米，按照当今的米价，约折合人民币600元。而一个营长的月薪相当于今天的5000元人民币以上，更不要说高级军官的银饷了。尤其是帝国京城部队的军官，出门有成队的兵勇前呼后拥，比王爷还排场。因此上至王孙，下至贝子，都开始想办法在军队内“谋个差事”——当军官。结果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虽然戴着翠扳指的手里把玩着洋人精致的小手枪，但从来没看见过属于自己管理和训练的士兵。他们大多数连枪都不会击发。

帝国的军队军纪不好，是危害百姓的祸水。帝国军事制度中有一项值得夸耀的政策，那就是它从不征兵，因此大清帝国不存在“徭役”的问题。帝国采取的是募兵制，即把社会上的闲散人等，游民、惰民和失业者招募当兵，帝国真正是“好男不当兵”。士兵对百姓的骚扰甚至抢掠屠杀似乎是正常现象。一个外国记者曾经这样写道：“军队的到来对于百姓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帝国军队行军的沿途，一律由地方来承担一切供给，所谓地方，包括士兵们所遇到的所有的百姓。最害怕军队的是那些店主，只要军队到来，他们就尽可能关门躲避，如果遇到的是一支正开赴前线的军队，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声称要保卫自己的合法财产了。”（《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43页。0

1900年，当帝国出现危机的时候，满人的力量已经无法捍卫帝国的国家安全了。而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像中国人一样在心理上更加依赖自己的军队。惊恐不安的中国人从来就忽视着帝国军队的历史沿革和存在现状。名声可进中国文学史的帝国末期诗人黄遵宪的两类诗歌值得注意，一类是对西方“奇技淫巧”的赞赏，另一类是对敢于与外来入侵势力顽强战斗的帝国官兵们的歌颂。他特别欣赏在南方打击法国人的冯子材，认为国家如果拥有这样的将军数十位，定能兴旺发达：“得如将军数十人，制梃能挞虎狼秦，能兴灭国柔强邻，呜呼安得如将军！”（《中国文学史》卷四，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3月第一版，第339页。）尤其是他为鼓舞士气而做的《军中歌》，被康有为曾称赞为“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场死。艾灸眉头瓜喷鼻，谁实能逃死？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阿娘牵裾密线缝，语我毋恋恋。我妻拥髻代盘辫，濒行手指面：败归何颜再相见，战战战！

戟门乍开雷鼓响，杀贼神先王。前敌鸣笳呼斩将，擒王手更痒。千人万人吾直往，向向向！

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艰险！攻城直攻金城坚，谁能漫俄延！马磨马耳人摩肩，前前前！

…………

（《中国文学史》卷四，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3月第一版，第340页。）

帝国官兵的实际表现可以证明他们没有人读过这首诗，或者是读了但感受和帝国的文人们迥然相异。

说帝国军队在杨村的阻击一触即溃可能有点过分，官兵们确实进行了阻击。至少在联军接近铁路的时候，帝国官兵开枪开炮打了一下，然后就逃亡了。

真正的混乱却是联军自己造成的。先是从北仓向杨村的行军是一场混乱，荒野之中被雨水浸透的泥土松软得像是布丁，18公里路程，联军官兵们一直在泥泞中挣扎。沿着运河前进的部队更艰难，因为河水泛滥了，骡马炮车和官兵们一起时时跌进泥潭。俄军进军的速度快了一些，被英军误认为他们是调动中的中国军队，于是开炮就打，俄军当即出现伤亡。美军的运气也不好，正艰难地跋涉着，突然天降炮弹，美军一下子死了8个，炮弹是从他们的屁股后面飞来的，可以肯定不是中国军队的炮弹。更悲惨的是，当美军挨炸时，法军也把美军当成了中国军队，也开了炮，炮火直到美军不断地发出信号才停止。可当美军继续前进时，发现前边有军队在运动，美军以为是法军，没开炮，可事后证明，他们看见的军队正是帝国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