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翠扳指（第36/60页）

阻击战至此，还不能说帝国军队在北仓的撤退是一个失败。消耗了对方的有生力量和弹药之后，退到更有利的地点再进行战斗，应是正确的决策，因为，联军终究是外来的军队，是疲惫之师，帝国军队以逸待劳；联军是异国作战，帝国官兵甚至熟悉这里的每一棵高粱玉米；联军无论兵力和弹药，都是极其有限的，他们没有后方，无从谈到后勤；而帝国军队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

但是，杨村的阻击战，还是以帝国军队的全面崩溃告终。从双方接触到帝国军队的溃败，战斗时间仅仅90分钟。描述杨村阻击战是困难的，至少本着对阵亡在这次战斗中的帝国官兵的祭奠而把战斗描绘得动人心魄是困难的。因为正如众多的史料所称说，在杨村“很难说发生了什么真正的战斗”。

当时确实发生过“真正的战斗”，但是，战斗的双方竟然是联军自己，在某一瞬间还“很激烈”。

很长一段时间，对帝国的这段历史的叙述，尤其是在评价帝国军队的史论中，常常特别地突出外国联军手中的“洋枪洋炮”。同在叙述1840年的历史时毫无例外地说“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样。而到了60年后的1900年，依旧还将这样的说法当成是解开历史谜团的一把万能钥匙，无论出自于什么心理和目的，就学术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混日子的慵懒态度，甚或是不负责任和另有用心的。1900年中华帝国的军队事实上已是近代化的军队。帝国向洋人们宣战后，这支军队和外国联军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这支军队已经基本上淘汰了冷兵器，装备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武器，火炮大部分是新购进的。联军官兵在战斗中常常发现对手使用的火炮的先进程度连他们都没见过。在帝国的武卫军中，士兵单兵武器是一色的新式毛瑟枪，而且还配备有机枪。1900年的战斗没有类似中国的弓箭手宁死不屈地向外国的大炮射箭的场面，这一点也许遗憾地大大降低了民族精神的赞美价值。虽然这个民族长久地怀念着国家军队的官兵拉弓射箭时的英姿。

帝国的弓箭手在拉弓的时候，为了防止和弓弦接触的手指被巨大的力量割裂，手指上要带扳指。扳指通常是生皮革的，后来有铜有铁。扳指戴在征服四方武士的手上，成为一种威武和力量的标志。但是，1900年，中华帝国的扳指却是用上等翡翠制作的，一枚万金，戴在那些帝国军事大员的手指之上，象征着特权和奢华。翡翠美丽而易碎，如同帝国的军队、民心和山河。

毕竟有人对帝国军队的衰败产生过巨大的忧虑，忧虑者不是戴翠扳指的满族大员，而是帝国政府中的汉族大员。19世纪，他们开始致力于推行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振兴帝国的军队。

早在1861年，由著名的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倡议和领导，帝国国内开始仿造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设立在安庆的军械所是帝国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汇集了当时帝国第一批新式技术人才。关于通过购买和仿造西方军事技术的方式装备国家军队的建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由林则徐提出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对洋枪洋炮有了刻骨认识和迫于国内对付太平军战争需要，帝国政府明确了用西方军事技术增加帝国军队战斗力的政策，并把此政策称之为“救时之第一要务”。曾国藩在给中央的奏折中，以购买和仿造军舰为例，展望了先进的军事技术将给国防和民生带来的美好前景：

购成之后，访募覃嘶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58页。）

汉族大员们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兴趣表明，至少在引进和掌握西方先进技术上，中国人的步伐并不缓慢。曾国藩在1862年7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观看中国仿造的火轮船试航时的心情：

其法似火蒸水汽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汽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汽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汽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实验一时。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曾文正公日记》同治元年七月初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