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翠扳指（第30/60页）

法国人是一群务实的家伙。他们"似乎不愿意拿走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他们挑选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大量需要的是"中国的棉布睡衣"，以为"改变他们的服式"。他们还需要各种食物和烟草：面对一堆银子，他们却把我引到有火腿的地方去。在一条胡同里，我遇到另一群法国人，他们对发现的东西欢喜若狂。当一只又一只火腿从店铺中传出来，堆放在路中央时，赞美之声从四面八方像暴雨似的倾泻出来。两三个法国青年出神地注视着逐渐增高的腊肉堆，当外面的腊肉已堆积成庞然大山时，店铺里又传来消息说，一间新发现的房间里还有许多火腿，这时，他们欣喜得简直要发疯了。（同上）

俄国人“除了金条、银块和毛皮之外，什么也不看重”，表现出“从西伯利亚来的野蛮”：他们可能是联军中最乱的人了，一切对他们无用的东西他们都是乱扔一通。他们特别喜欢珠宝，而且把戒指与手镯当做个人身上的装饰品。他们似乎对钟表里面的机械有很大的反感，除非他们听到里面的发条折断掉下来，否则，他们绝不会满足。一个哥萨克在一个中国官员家中找到一个奇异的艺术品，这是一只不比香烟盒子大的象牙盒子，一碰到弹簧，盒盖就打开，一只夜莺——体态匀称美丽而只有苍蝇那么的大——跳出来，栖息在盒子边上，在那儿像一只真夜莺一样地叫着，声音极为动听，在它歌唱的时候，喙一张一合地，尾巴摇摆着，两翼扑动着，甚至于颈部与腿部也能合拍转动。这个小鸟是瑞士造的，在盒子的题词上说，这个盒子曾经在几个著名的欧洲收藏家的手中待过，中国官员一定为它付出了一大笔钱。（（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

联军士兵在天津城内普遍的、大规模的抢劫，是得到了联军指挥部的允许的——“要阻止抢掠是不可能的，当权者们于是采取了明智的方针，让士兵们为所欲为地抢一天。”

的确是“为所欲为”，但不只是“一天”。联军士兵对中华帝国平民财物的抢掠持续了两年之久，直到他们从这片国土上撤出去为止。

受到抢掠的还有帝国政府的财产。除了长芦盐道的数百万两白银被日本和美国士兵抢走之外，俄军洗劫了帝国政府的造币厂，将几吨白银全部运走。同时，天津道署、府署和县署的银库以及所有的工厂企业，全部被抢掠一空。联军还抢掠了大量的军事物资，掠获了三百多门火炮、大批弹药和各种“相当值钱的财物”。

搬运不走、装不进口袋的惟有土地和人民。

于是，列强们烧杀抢劫之后开始了占领和统治。

俄军认为自己参战的官兵数量最多，伤亡最重，因此功劳最大，最有资格首先行使占领者的权力。联军占领天津的第二天，即7月15日，俄国远东司令阿克谢列耶夫召集八国联军首脑开会，经过数天的磋商，于30日达成共识：由俄、日、英三国出面，各派出一名委员组成一个军事殖民机构，并把这个殖民机构定名为“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殖民机构成立之后，很快就颁布了同样是俄国人起草的《都统衙门章程》，宣布除了洋人的租界之外，联军有权管理所有的事务，并且殖民机构享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这是彻头彻尾的殖民统治。

“大年初一别作揖，一碰碰见法兰西，洋钱罚了两块一，你说点低不点低。”这是在任何时候都逗乐的天津人当时编的顺口溜。殖民统治的最大特点是把占领区的原居民不当做人看待。这一点从洋人政府的“司法解释”上就可以看出来：“只要中国人和洋人之间发生冲突，不管是什么原因，一律向中国人开枪或开炮轰击。”但是，中国的百姓不是财物，不会顺从地任由洋人肆意逮捕、处决和抢掠，表面上谦恭温顺甚至连走路都举着外国国旗的中国人，不久就被洋人们发现，他们“一个个不动声色，不可捉摸。”俄国记者写道：“常有这样的情况，几个人一队的士兵到中国住宅区或邻村去弄饲料，但却一去不复返了。他们闯进某个偏僻的胡同，碰上武装的中国人，于是便被人从拐角后面打死了。”（（俄）科罗斯托维茨《俄国人在远东》，李金秋、陈春华、王超进译，转引自《京津蒙难记》，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为此，洋记者对“到底是谁野蛮”的问题发了一通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