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第6/29页）

由于「马案」实施，撤销解散了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华中、华北、西北各战场，都因兵力不足追奔驰逐，守点守线，没有一处集结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彻底对共军主力施行包围攻击与扫蕩，在战略战术上说，这是违反了「重点原则」和「集中原则」。在卅五年由于共军滋长不及，国军尚能主动攻击、追逐，但是追来追去，共军往往避开国军，隐匿失去蹤迹，以致未能歼灭共军主力。但到了卅六年共军兵力大增，战场上，孤立的或分散的国军，往往遭受共军伏击，袭击，受到损失，迨国军有力强大部队赶到，共军又远飏。本年国军在华中虽曾集中兵力行重点攻击，但所谓「集中」、「重点」，仍然是因为兵力不足，而是不彻底之行动，不是绝对的优势，所以不能击破共军，战场上形成了一种僵持状态。至卅七年国军损失消耗愈多，补充、补给不断，财政状况恶劣，共军兵力大增，自始至终，美国又力加鼓励共党抢夺政权，断绝对国民政府的支援并施行禁运及多方面的打击，于是国军渐佔下风，迄至是年冬，形势愈为不利。此无他，国军开始时之优势即被「马案」摧毁，颓势造成，「形势比人强」，无法挽救，因此每下愈况也。

马歇尔是大陆陷共的罪魁祸首

在东北方面：开始的「引狼入室」，是美国出卖中国缔结雅尔达协定种下祸根，罗斯福开其端，马歇尔促其成，这当然还是要「感谢」日本侵略中国造成其局势于先。

在卅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开始接收东北，至卅五年（一九四六）十月十一日，国军已掌握辽宁、辽北、吉林、热河、安东诸省；只以受马歇尔之「调处」影响及共军受俄军之庇护卵翼支援、关内共军及壮丁（民兵）不断增援补充、韩共之参加共军、与乎东北伪军之被中共收编，于是东北共军力量很快壮大；同时国军作战之消耗未及补充，美式装备因马歇尔的禁运而补给困难而中断，只有临时部份改换日式武器及本国武器，种种原因，战力士气，因之锐减。

至卅六年以还，共军先后发动六次攻势。第一次至第四次，仅使用一部份兵力，对长春及通化等要点，行有限目标之攻击；第五次及第六次均为全面之总攻，企图一举攻略瀋阳；共军历次之攻击，虽经国军先后予以痛击，确保战略要点；但在整个战略上，则形势日促，已由主动转变为被动，自四平战后，国军放弃安东、热东、辽东、演成吉长、四平之形势孤立。

至卅七年一月下旬，共军发动第七次攻势，二月七日，辽阳失陷，十六日鞍山陷落，下旬营口陷落，廿八日开原陷落，三月十二日四平失陷。

三月九日，在吉林之第六十军撤回长春，自五月以后，共军即包围长春，守军新七军及第六十军与共军力战，至八月初，城内军民粮尽，饥疲万状，共军乃发动政治攻势，挑拨第六十军与新七军（后改为一0二军）之感情，十月十九日，第六十军倒戈，新七军被缴械，副总司令郑洞国率两个特务营，坚守银行大楼，最后郑洞国投降。

在卅七年七月，国军曾以新一、新三、第五十二军对辽南扫蕩，但以兵力有限，收效甚微。

是年九、十月间，共军以二十余万之兵力，围攻锦州，范汉杰兵团力战，由于国军自瀋阳及锦西两方面前往增援之部队被截击不得前进，十月中旬，锦州失陷。

当锦州战起，瀋阳东北剿总以四九、七一、八0、八三、八五共计五个军组织西进兵团归廖耀湘指挥，十月五日西进，至廿六日，以锦州既陷，乃向东折回瀋阳，但被共军邀击，败彰武、黑山地区；同时，共军围攻瀋阳，并展开政治攻势，国军新卅、暂五十三师及瀋阳第一守备纵队被共军诱降，十一月二日，瀋阳沦陷。杜聿明在葫芦岛之军队十三万余人及义民三千，军品二千吨从海上撤出。

东北情形。既如上述，瀋阳陷后，林彪部共军四十余万人稍加整顿，匆匆入关；华北局势，已如前述，骤遭共军林彪部加在华北之重大压力，平绥路战况恶化，天津亦失陷，北平之傅作义，经共方之政治攻势劝诱，遂即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