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4/20页）

二、财政危机：光荣的道路一直通向坟墓

海洋使英格兰不需要常备军，但列强角逐的大环境仍然（在比欧洲大陆较轻的程度上）对王室财政提出了考验。亨利八世的财政模式依赖于抄没而后变卖教会产业获得的一次性收益，这使他可以暂时不对各阶级提出财政要求（也就是说，不必清除英国宪法中的封建残余——国会、普通法院、自治城市宪章之类，建立只忠于自己的强大官僚机构），也能维持绝对主义国家的门面——用文艺复兴时代偏爱的华丽语言，就是“君主的光荣之路” （The Path to Glory of the Monarchy）——豪奢的宫廷、积极的外交政策和永无止境的战争升级。

依靠土地财政或者说卖地财政，亨利八世一朝的岁入由40000镑增至136000镑[109]。然而好景不长，这些土地在亨利八世的海军建设和对法战争中，以及在伊丽莎白的西班牙战争和爱尔兰战争中典卖殆尽。有产者作为主要的买主，从中大获其益。纳税人（下院主要是他们的利益代言人）并未承担战争的全部费用，却能享受作为强国的全部利益，这是亨利和伊丽莎白两朝国会颇为忠顺的重要原因，尽管他们个人的专横武断绝不亚于斯图亚特诸王。原来属于天主教会的产业到16世纪末大部分落入士绅和城镇有产者之手[110]——根据中世纪的惯例，教会的财富本来应该用于宗教、学术和社会福利等公益事务。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在国民经济中占最大份额的产业由公产转为私产，是近代社会的黎明。

自然，典卖土地的收益不可能长期维持。一旦岁入枯涸，君主必须面临选择，要么放弃“光荣之路”，要么向有产者转嫁负担。这时，布尔乔亚就会忘记自己由来已久的保王党立场，穿上贵族的靴子，用“人君自食其邑”的封建典章抗拒绝对君主的武断征税，用“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的部落遗俗（普通法）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英国有产者能够这样做，也是因为国会仍然存在，可以作为他们的政治凝结核。欧洲大陆的布尔乔亚过早地欢呼王权毁灭封建贵族（及其据点国会或等级会议），给他们带来了“国王的和平”，结果当绝对君主的需索超过他们的忍耐极限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不做保王党的机会了。

战争意味着财政灾难。外交界把伊丽莎白的吝啬和优柔寡断解释为妇女天然的弱点，清教徒又把詹姆斯的畏惧战争解释为外来王室对英格兰民族事业的不忠。但是账单比个人性格和意识形态更能解释王室对和平的渴望。伊丽莎白一朝末年，为了支付西班牙战争和爱尔兰战争的费用，王室出售了价值800 000镑的土地，给詹姆斯留下的只有100000镑债务。詹姆斯继位第一年的土地收入只有十二年前的四分之三。国王结束了两场战争，但他仍不得不出售价值775000镑的土地。詹姆斯一世的财政大臣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说：“国王出售土地，不仅卖掉了他的收益，也卖掉了他的王权。”

战争不仅是国王个人的事业，也是英格兰民族的事业。反对天主教和西班牙的战争尤其在意识形态上与清教徒（他们往往是商人）有关，在经济利益上与伦敦市（长老派的一大据点）有关。政治理论家詹姆斯有理由认为，各阶级应该为公共的利益多出一点力，不应该享受搭便车的好处，让王室独任其难;政治家詹姆斯希望将自己继承的两个王国统一起来;神学家詹姆斯希望将自己偏爱的主教制理论推广到两个王国，进而为“君权神授”学说打下基础。1604年国会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召开的。然而，国王在这三个方面全都失败了。唯一的收获是：他在与国会党人和普通法学家（普通法在财政上的意义可以概括为“我的财产就是我的城堡”，反映日耳曼部落和封建初期的社会；而罗马法在税收上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你应该缴纳给皇帝的，就是皇帝认为他需要的”，反映罗马帝国晚期的社会）的辩论中，学问大有长进，使绝对君主制－高教派的政治－神学理论进一步完善，在思想史上占有相当显赫的地位。

不幸的是，伊丽莎白没有著书立说就能得到的收入，詹姆斯著书立说后仍然得不到。从1603年到1621年，尽管改善了管理，税收仍然下降了四分之一。1610年，国会解散，留下没有解决的财政问题。1614年，昏乱国会（Addled Parliament）召开九个星期后解散，仍然没有为国王通过任何拨款。亨利八世时代国王和国会联合反对贵族、伊丽莎白时代女王和国会联合反对天主教的美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王室和有产阶级从此相互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