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2/20页）

王室不能依赖地方行政和司法机构，却可以信赖国教会的教区牧师。贵族是心怀叵测的逆党，主教却是患难与共的忠仆。为国王提供拨款的国会难以控制，由国王提供俸禄的国教牧师恪尽职守[95]。从都铎王朝末年到汉诺威王朝初年，英格兰王国的社会—政治生态基本如此。国教徒—主教制拥护者—保王党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不信奉国教者”（Dissent）一词的构词法和政治意义与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Dissent）都相去无几。

亨利八世的官办宗教改革把英国国教会看作早期罗马普世教会的正统继承者，除了以英王取代教皇为教会正统首脑，大体承袭教阶体制，原本就无意容忍教派分立，更不用说共和主义的自治教会了，但爱德华六世、简·格雷政府的软弱无力和血腥玛丽政府明显的党派性质却使二者都不可避免。

1554年，逃亡欧洲大陆的新教流亡者以他们的宗师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41年建立的日内瓦神权共和政体为模板，在大陆组织了第一个长老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其章程规定：教务管理权属于平信徒长老和牧师组成的委员会，牧师和执事都由选举产生[96]。这是斯特拉斯堡－日内瓦教规的翻版，相比之下，国教会的克兰麦大主教由英王任命，国教公会议也只有谘议之权，远不能与大权独揽的加尔文宗长老会议相比。1556年新《教规》将最终权力交给全体会众[97]。此后，“反对万恶的主教制”成为新教徒最有感情号召力的动员口号，出现在反对查理一世的1638年苏格兰叛乱[98]、反对查理二世的1679年博斯威尔桥战役[99]、反对詹姆斯二世的1685年蒙茅斯叛乱

这场战役是由詹姆斯二世企图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引起的。参见David Hume，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Inc.，2004，pp.2000-2029。中。

1558年，血腥玛丽去世，伊丽莎白一世登基，流亡者获准返英。他们去国时携走（国教的）《爱德华祈祷书》，归国时带来（加尔文宗的）《教规》。为了配合伊丽莎白初年清算天主教－西班牙余党的政策，惠特吉夫特（John Whitgift）大主教邀请彼得·马特、约翰·拉斯基等清教神学家光临英格兰[100]。1559年，伊丽莎白以清教徒的班底取代玛丽一朝的主教，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出任英国国教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101]。这是一个权宜性质的政治同盟，建立在对血腥玛丽恐怖统治的痛苦记忆之上。国教会搁置对共和主义的戒心，清教徒克制对主教制的厌恶，携手应付共同敌人天主教－西班牙的威胁。同年，国会修改祈祷书，比伊丽莎白设想的更为激进，而且以恢复至尊法案为条件要挟王室[102]。同盟内部的分裂日益明显。清教徒的神学理论有一处致命伤，他们能够雄辩地证明罗马教廷不代表基督教正统，却无法解释在路德以前，基督教正统到底在哪里[103]。即使在路德以后，否定教阶体制的自然结果就是不断产生更多的分裂教派，满足不了王室确立正统、维护教会统一的要求。国教会把罗马教廷的正统性和统一性转移到英王一身，明显更符合伊丽莎白一世的胃口。

随着伊丽莎白王位的巩固，她越来越不喜欢这些难以控制的盟友，同时国会中的清教徒也逐渐丧失了温和派的同情。1563年，清教徒议员再度提出加尔文化《祈祷书》的议案，以一票之差在国会落败[104]。潮流开始逆转。1570年，剑桥神学教授托马斯·卡特赖特（Thomas Cartwright）公开反对主教制，鼓吹宗教会议或长老会制度，但没能阻止国会于次年通过标榜中庸的《英国国教会信纲[105]》。

清教徒企图把战役的失败转化为战争的胜利，掀起了《告国会书》论战，而国教徒的主要辩手惠特吉夫特则报之以《回答》。1577年，伊丽莎白重申主教制和君主的叙任权（Investiture），软禁了最后一任流亡者出身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格林德尔（Edmund Grindal），以惩罚他坚持加尔文宗的王权不得支配教务的立场，拒绝压制不由官方主持的民间宗教会议——长老监督会，它肯定会发展为长老会的胚胎。1583年，格林德尔在软禁中去世，惠特吉夫特继任坎特伯雷大主教[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