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代步兵军阵的战术特征与发展历程（第4/18页）

为了成功“陷阵”，冲开敌军队列，统帅会选择强壮、有战斗经验的士兵部属在军阵对敌的最前方。如东汉末吕布部下将领高顺，就有七百余名士兵组成的这种部队：“铠甲斗具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陷陈营’”[23]。曹操与吕布军作战时，双方激战一天都未退缩，曹操处于被动局面，遂临时“募陷陈”，应募士兵数千人，由典韦统帅，“皆重衣两铠，弃楯，但持长矛撩戟”，将吕布军逼退，曹操乘机撤军。[24]这次“陷阵”虽然没有彻底击败敌军，但为己方军队获取了全身而退的机会，也是成功的作战。

从东汉末开始，骑兵逐渐承担起冲击步兵军阵的任务，步兵精锐负责“陷阵”的现象开始减少，但从未消失。因为许多军队缺少战马和骑兵（特别是分裂时代的南方政权），而且步兵对地形适应性强，崎岖山地、丛林湖沼等不便骑兵奔驰的环境仍要靠步兵作战决胜。如西晋对东吴政权发起总攻时，东吴也派出一支军队渡江展开反冲击。吴军缺少骑兵，但他们有来自丹阳郡的精锐“刀楯”五千人（即一手持刀一手持盾的战士），“号曰青巾兵，前后屡陷坚陈”，在与西晋淮南郡步兵决战时，“三冲不动”，即无法冲陷晋军阵列，遂失去控制开始溃退。晋军乘机展开进攻，“吴军以次土崩”，进入彻底溃败，这次反击遂宣告失败。[25]这是试图陷阵未成，反而遭遇惨败的例子。再如隋朝名将杨素，他每次作战都“先令一二百人赴敌”，如果成功“陷阵”则主力展开总攻；“如不能陷阵而还者”，则不管斩获敌首级多少一律处斩，同时再选二三百人展开下一轮陷阵。这种血腥的做法使得将士畏惧而“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26]。

当双方参战的军队实力相当，双方将士都富有作战经验，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时，往往出现一时难以“陷阵”的局面，即使队列某些部分出现动摇、断裂，也会由后排或预备队迅速补上。如《纪效新书》交待与敌接战时的注意事项，在“胜负未分，前力已竭”时，主帅会击鼓，士兵闻鼓声后“第二层由前层空内间出，如图（即鸳鸯阵图）接应对敌”[27]。即由第二排士兵替换前排与敌交手作战。双方鏖战一段时间后，会因伤亡、疲惫和心理压力而撤出接战状态。但这种撤退并非不可收拾的溃败，而是在经历短暂休整、调整队列、补充兵员甚至饮食后再度接战。能够坚持到最后，保持阵列严密完整的一方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如前述曹操与吕布军的战斗，双方在一整天中连续作战，都未发生溃败，“自旦至日昳数十合，相持急”，显示了双方将士极高的军事素质和组织纪律性。再如东魏、西魏会战于洛阳城下，“是日置阵既大，首尾悬远，从旦至未，战数十合，氛雾四塞，莫能相知”，双方在大半天内军阵数十次接战，退而复整，且其间不止有步兵军阵的列队肉搏，还包含着骑兵部队的纵横冲杀，双方从统帅到普通士兵的战斗素养和承受的精神压力，未曾经历的人（包括当代所谓研究者）都是无法想象的。最终，西魏军一些部队间联络不畅，对战局发生误判而撤退，导致洛阳失守，东魏军取得胜利。[28]

队列的移动与军阵的变化

在实战中，由数十人的步兵小队列组成上千、上万人的大型军阵，军阵还要移动接敌及撤退。对于统帅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戚继光虽是明代人，与本书讨论的中古时代相隔较远，但戚继光时代的战争仍是以冷兵器为主，从中亦可归纳冷兵器战争的诸多特点。戚继光用很通俗明白的语言描述了编组军阵的困难：

若万众无行伍、营阵，可自何处立？一人入万众中，何处容足？即十人，某在前、某在后、某在左、某在右？若不素定而预习之，至入场之内，张呼：“我队在何处？”李呼：“我队在何处？”便是呼头目之名，得其所而从之，万口喧哗，可谓军纪乎？下营之时，或分而合，或合而分，俱交锋前后之事，可迟立询问“我分向何队、合向何队”乎？[29]

为了解决军阵的编组指挥问题，冷兵器时代有“旗鼓”指挥体系，即用大众可见的旗帜、可听的金鼓规定一整套信号系统，用来对部队发布进退及变阵指令。这在各家兵书中多有记载，《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和《纪效新书》言之尤详，秦陵兵马俑军阵中也有金鼓等指挥装备出土，本书暂不讨论。但即使有这套相沿已久的指挥体系，以及士兵们经常性的操练，但在一些场合仍难免出现统帅无法将军队编组成需要的队形，以至出现戚继光描述的那种一团混乱的局面。在西晋太康（280—289年）年间，晋武帝司马炎一次外出射猎，当傍晚准备返回时，就发生了禁卫士兵无法组成护卫队形“函”的问题。皇帝在马车上等待许久，天已经黑下来时，队列依旧混乱无法成行。都水使者陈勰曾经担任军官，熟悉军令指挥体系，司马炎命令他临时指挥编队，陈勰“举白兽幡指麾，须臾之间而函成”，获得皇帝的嘉奖。可见指挥队列编组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