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骑兵的马镫战术革命与北方民族政权转型（第13/17页）

以上讨论了骑兵战术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骑兵对步兵的优势地位。这次战术转型的动因是中原（西汉）骑兵寻求对抗匈奴骑兵的新战术手段。当马镫与骑兵冲击战术发展成熟之后，则又带来了北方游牧族政治上的中原化与入主中原。在怀特对欧洲中世纪的研究中，马镫和冲击战术带来了基于分权模式的封君封臣制（feudalism）。但在中国中古时代，我们却看到了冲击战术造成游牧族的政治集权化。如何解释这种差异？

本书尝试做出的解释是：贯彻冲击战术要求骑兵敢于冲锋陷阵、不畏战死，但制度和文化都可以为这种战术提供保障。中国的游牧族用权力高压、军事纪律等制度的方式贯彻这一战术，使自身走向集权政治；而在欧洲的中世纪，则是通过世袭贵族（骑士阶级）的身份认同感，即崇尚勇武的骑士文化使其富有冲锋陷阵的勇气。这似乎夸大了精神的决定力量，但在历史上并非孤例。中国的春秋社会也是基于“世卿世禄”的贵族分权政治形态，春秋的士大夫同样有驾战车冲锋陷阵的勇气，这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化有很大相似性。

如果我们将视野拉开，可能还会产生一个疑问：这场骑兵战术革新（包括马镫的发明）为何偏偏发生在中国？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军事冲突贯穿了整个亚欧大陆的古代历史，并不专属于中国。古希腊、罗马的骑兵多用弓箭充当步兵的辅助角色，这和中国同期的情况完全相同。[115]且西方也曾有过骑兵冲击战例：亚历山大进攻波斯的战争中，希腊骑兵就对波斯骑兵进行过冲击作战；[116]与罗马人作战的安息骑兵之中，也有少量用长矛进行冲击作战的重骑兵（当然主力还是弓箭骑兵）。[117]但为何在马镫传到西方之前，骑兵冲击未能成为西方陆战的主导战术形式？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古代中国游牧族对中原农耕社会形成的压力，以及中原骑兵由此产生的对冲击战术的倚重，都远远高于其他文明。因为中国处在亚欧大陆东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都拥有各自广阔的发展腹地—中原汉地与蒙古草原，两种文明的形态都比较纯粹且规模庞大、发展水平较高，由此产生的冲突非常剧烈，交流也格外频繁。反观其他地区，比如中亚农业文明的核心区较小，游牧族一直对农耕社会保持压倒性优势，或者在西欧，广袤的森林充当了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过渡缓冲地带，都难以形成两种文明之间硬碰硬、大规模、长时期的剧烈战争。汉武帝时期倾全国之力，对草原发动大规模且持续多年的骑兵攻势，在古希腊、罗马（包括拜占庭帝国）都是不可思议的。

骑兵的冲击战术革新发生在农业社会面临草原威胁，寻求解决之道的过程中（汉匈战争）；而这种战术的完善和臻于极致，则发生在草原民族学习农耕社会、建立政权组织的过程中（两晋南北朝时期）。革新的火花往往在两种文明接触、碰撞和互相学习中迸发，而在封闭的游牧或者农业文明内部都难以产生。汉地和草原的交界地带便是这些变革的酝酿萌生之处。从骑射到冲击的进化属于具体技战术层面，但它改变了游牧族和农耕族的军事实力对比，与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复杂的互动，最终深刻影响了整个亚欧大陆和人类的历史。

[1] R. Zschelle and R. Forrer, Die Steigbiigel in ihrer Formentwicklung （《马镫形制的发展》）(Berlin, 1896), pp. 2–3。转引自Lynn White,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Vol. 15, No. 2 (Apr., 1940), p. 144。

[2] Heinrich Brunner, “Der Reiterdienst und die Anfange des Lehnwesens”（《骑士义务与封建采邑制的产生》），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Germanistische Abteilung 8 (1887), pp. 1–38。转引自Alex Roland,“Review: Once More into the Stirrups: Lynn White 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44, No. 3 (Jul., 2003), pp. 574–585。

[3] Lefebvre Des Noëttes, L’attelage. Le Cheval De Selle A Travers Les Ages (Paris, 1931).转引自Lynn White,“The Study of Medieval Technology, 1924–1974: Personal Reflections” , Technology and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