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骑兵的马镫战术革命与北方民族政权转型（第11/17页）

拓跋鲜卑的中原化与军事转型个案

鲜卑拓跋部是考察游牧族中原化进程与骑兵战术转型的典型个案。因为《魏书》保存了拓跋部自草原部族时代到建立政权、王朝的完整历程，而十六国诸政权则缺乏如此详尽的记载。[94]从拓跋部的历程可以深入观察游牧族军事、政治、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拓跋鲜卑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95]，这是典型的游牧族生活方式，其部族权力结构、军事技战术应与西汉的匈奴人区别甚微。他们与中原发生互动，始于西晋末年与并州刺史司马腾、刘琨结盟，共同对抗匈奴刘汉政权。当时的拓跋部族正处在草原游牧的鼎盛阶段，“百姓乂安，财畜富实，控弦骑士四十余万”。但就在这安定富庶的同时，是其政治上的分散状态，首领家族的禄官、猗㐌、猗卢三人“分国为三部”。304年司马腾向拓跋部请求援兵对抗刘渊时，这三人都有自主行动之权，猗㐌、猗卢兄弟各自带兵参战，禄官则未参加。这也和西汉时匈奴帝国政治上的松散状态较为相似。

在这一时期，拓跋骑兵的战斗力与其部族规模并不相称。304—314年间，猗卢曾多次参与对匈奴军作战，但始终未能攻灭刘汉政权。刘汉全盛时骑兵最多不过十万，[96]且不能全部用于对拓跋军作战；拓跋部时则正当“控弦骑士四十余万”的全盛时期，304年猗卢兄弟援助司马腾时，仅猗㐌所领就有“十余万骑”[97]；312年拓跋人救援刘琨，在前锋诸军之外，猗卢“躬统大众二十万为后继”[98]。但这些援助都未能攻灭刘汉政权，究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其一，在此时期拓跋人仍习惯于骑射而尚未掌握冲击战术；其二，此时的拓跋鲜卑尚未完全脱离部落联盟时期的遗风，首领并没有对部族大人及成员的专断权力，所以难以进行过于持久和艰苦的战事。这两方面虽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但可以找到一点旁证。如312年晋阳之战，匈奴刘曜被拓跋军击败，“曜坠马，中流矢，身被七创”，后改乘下属之马逃走。[99]如果是被敌骑矛、槊近战刺伤，逃脱的几率就很低了（参照328年刘曜被石勒俘获的战例）。此次首战获胜之后，猗卢没有接受刘琨穷追匈奴人的建议，而是急于班师返回，他的解释是：“吾远来，士马疲弊，且待终举。贼奚可尽乎？”[100]代北到晋阳并不远，且如“士马疲弊”，当在晋阳休整，未必应急于返回，这背后很可能有拓跋诸部大人的异议，以至猗卢急于返回稳定局势。现存《魏书》及《晋书》中，从未有拓跋人与匈奴汉军作战失利的记载。这颇为可疑，因为双方交战多年，拓跋部不大可能无一失利。拓跋人后来建立北魏并统治中原百余年，魏廷很可能对史书中的失败记载进行了删削，这恰恰遮蔽了其草原时代的战术特点和转型细节。[101]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猗卢一代，由于和西晋的联系及对外扩张的势头，拓跋部首领权力集中的速度很快。305年，猗㐌为司马腾抵御匈奴军，被司马腾假授“大单于”之号。[102]这种来自中原的封赠，是对游牧部族走向权力集中的一种诱导。不久，猗㐌、禄官相继去世，猗卢“遂总摄三部，以为一统”[103]，拓跋部族政治权力逐渐变得集中。310年，猗卢又为刘琨作战，晋怀帝朝廷遂正式进封猗卢为大单于、代公，认可并鼓励其作为拓跋部的最高统治者。《魏书》的《序纪》和《刑法志》都有猗卢明刑峻法、强化首领威权的记载，唐长孺先生从“封建化”的角度对其做过精彩论述。[104]伴随着这一过程，应当有拓跋人对骑兵冲击战术的初步适应。

当然，拓跋部的集权化历时数代人，中间几经反复，其军事实力未发生质的提高，所以拓跋部先成为石虎后赵的附庸，又被苻坚前秦征服。直到前秦崩溃后，拓跋珪带领族人重新立国，才完成了拓跋部的政治集权，[105]其骑兵战术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在395年，拓跋珪袭击后燕慕容宝军于参合陂：

宝众晨将东引，顾见军至，遂惊扰奔走。太祖纵骑腾蹑，大破之，有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镇压，死伤者万数。宝及诸父兄弟，单马迸散，仅以身免。于是宝军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羁矣。[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