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恶俗的精神生活（第10/28页）

从职权中得到，因此，人们便不懈地追求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果你尚未获得社会地位，你可以通过大多数美国人选择的方式——口头炫耀——来获得它。如果用了委婉语还是得不到，人们就会想，可以通过增加音节来凸显自己的尊严，就是在表达观点时增加音节，就像用文字增加话语的“分量”一样。所以，用“健康”（wellness）代替“健康”（health），用“协助”（assist）代替“帮助”（help），用“一次非凡的就餐体验”代替“一顿丰盛的晚餐”，用“一次非凡的阅读体验”代替“读到一本好书”等等都变得很流行。如此夸张地增加音节，有时也是为了委婉，比如用“香味”（aroma）代替“气味”（smell），但更常见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语言的分量和音节的数量。“手表”（watch）变成“计时器”（timepiece），就像“选择”（choice）往上提升一点就变成了“选项”（option），谁不想有两种以上的选择，音节数量还翻了一番（见“恶俗广告”）呢？直接谈钱对某些人来说是有失文雅的冒犯，于是“工资”（pay）被提升为“报酬”（compensation），“费用”（fee）变成“酬金”（honorarium）（见“恶俗大学”）。“钢笔”太低级、太实用，想让它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变得更有价值，可以叫它“书写工具”。近来很少在这类矫揉造作的术语中听到“方法”（method）这个词了，因为人们现在只说“方法论”（methodology）：“我赞同他的研究成果，但我本该采用一套不同的研究方法论的。”（这么说话的教授十有八九会将“科目”称作“学科”。）

如果你厌倦了一个地方，想住到另一个地方去，那你就“搬家”（move）吧，可这么说的话，你就是在做非常不引人瞩目而且微不足道的事情。为了使你的行为变得更重要，你应该说“迁徙”（relocate）。明明可以说“作了决定”（make a decision），或更好一点，说“下了决心”（make a determination），为什么还要冒着被人看出你很平凡的风险，说自己已经“决定”（decided）了呢？可以说“拥护”（be supportive of）某项事业，又何必说“支持”（support）它呢？可以说给“赏钱”（gratuity）时，又何必要说给“小费”（tip）呢？根据赫克特和麦克阿瑟合著的《头版》58的描绘，报社记者都是低级、粗俗之人的代表，热衷于玩世不恭、酩酊大醉，还会在室内戴帽子。要将他们改造成严肃、清醒（没喝醉酒）、有价值的“专业人士”，如他们老板希望的那样尽量少展现古怪和失控的一面，我们可以像《今日美国》报的某位编辑一样，称他们为“信息发布系统”。怀着相似的对此类庄严的向往，人们将“下雨”（rain）说成“降水”（precipitation），戏剧界将“舞蹈”（dance）说成“移动”（movement），商界则将“亏损”（loss）说成“赤字”（shortfall）。

“推销员”（salesman）这个词的命运既证明了人们对高级事物的欲望，也证明了普通美国人面对令人不快或有损人格的事物时会感到不舒服。曾几何时，推销员就是推销员，正如在戏剧《推销员之死》中一样，推销员毫无疑问是个有用的人，只不过社会地位比较低，且往往会让自己讨人厌；如果推销员是女的，既然女人们已被允许出门工作，那就很有必要令人愉快地增加一个音节，将这个词扩展成“推销人员”（salesperson）；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觉得需要更多级别的推销员了，于是 3 个音节就适时地扩展成了 5 个音节的“销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