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兵（第5/30页）

头部扫描证实了卡尔・贝特曼最为担心的事情：伤员有脑出血。血液正在压迫大脑，这种压力足以致命，而且造成的伤害不可逆转。

晚上八点十五分，这位伤员被送进了脑外科手术室。扫描清楚显示了颅内受压迫的部位，主治医师威利斯大夫根据扫描结果来寻找，他知道，从某个点进去可以径直抵达出血处。他在伤员的脑壳上钻了三个小孔，然后按照标准脑外科手术的方法，用锯子把孔连起来，锯出一块正三角形的颅骨。

移去这块三角形的颅骨后，造成压迫的积血被抽去了，造成血液漏入颅脑的动脉血管裂口被结扎了起来。血块去除后，压力随即消除，大脑又能充分地扩张至其原有的范围之内了。

把三角形骨片放回去后，将头皮缝合起来，随后扎上厚实的绷带，直至两者都自然结合并痊愈。尽管伤势较重，但威利斯先生仍充满希望地认为手术很及时。

人体是一套很不可思议的古怪装置。它可以因小小的蜜蜂的叮蜇而死去，也可以经受大面积创伤而存活。当血肿被清除、大脑完全恢复其内腔尺寸后，病人可在几天之内恢复知觉和神志。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由于麻醉药仍未消退，没人知道手术的效果。到第二天如果还没有恢复，人们就会有所担心了。威利斯先生用消毒药水清洗双手和双臂之后，换掉衣服，回到了在伦敦郊外圣约翰林地的家中。

“屁都没有。”杰克・伯恩斯说，他的眼睛盯着那些衣物和个人物品。后者包括半包香烟、半盒火柴、几枚硬币，一块脏兮兮的手帕和一把拴着红线的钥匙，显然是在某地的房门钥匙。这些物品是从裤袋里取出来的。夹克衫里则一无所有。不管那人还带着其他什么东西，肯定是放在了钱包里。

“这是一个整洁的人，”斯金纳说，他一直在查验衣物，“皮鞋不值钱，而且修补过，但擦得很亮。裤子也不值钱，已经穿旧了，但裤缝笔挺。衬衣，领口和袖口已经起毛了，但也被烫过了。这个人一贫如洗，但尽力保持着仪表的整洁。”

“嗯，我倒是希望他在裤子的后袋里放着一张信用卡，或者是写给他本人的一封信。”伯恩斯说。他在按要求填写没完没了的表格，“目前，我只得暂时称他为UAM了。”

美国人称这种人为“约翰・多伊”，伦敦警察厅则称之为UAM，即“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子”（Unidentified Adult Man）。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但仍然使人感到炎热。两位刑警把文件资料柜锁上，在回家之前还有时间到外面去喝上一杯。

在一英里之外，那个整洁的人仰面躺在皇家伦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他的呼吸浅显，但有规律，夜班护士每隔一段时间为他检测脉搏，还是太快。

杰克・伯恩斯喝了一大口啤酒。

“他到底是什么人？”他自言自语地抱怨着。

“别担心，伙计，我们很快就能查清楚。”卢克・斯金纳说。但是他错了。

第二天，星期三

对杰克・伯恩斯侦缉督察来说，这是一个忙得焦头烂额的日子。这一天有两项收获、两个失望和一大堆尚未得到答案的问题。不过这在破案过程中也稀松平常。如同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那样手到擒来的案子，刑警们极少遇到。

他的第一次成功要归功于帕特尔先生。这位烟杂店老板在十一点整来到了警署的接待室，一如既往地渴望提供帮助。

“我想让你看一些照片。”当他们在一个像是电视屏幕的东西前坐下来之后，伯恩斯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刑事档案室的入案照片是夹在一大本或者好几本相册的塑料薄膜里的。伯恩斯仍喜欢这种老式的方法，因为证人可以前后翻动，直到他们作出选择。但这种过程现在已经电子化了，歹徒的面孔都出现在了荧光屏上。

首先出现的是一百张照片，是警方认定的伦敦东北地区的一些臭名昭著的人物。倒不是说仅限于这一百个，实际上要多得多，但伯恩斯从“多佛尔监狱”所熟悉的那些先开始。维吉・帕特尔先生是刑警们梦寐以求的帮手。

当第二十八张面孔在屏幕上闪现时，他说：“这个。”

他们凝视着的是一张残忍的面庞，还含有相当的愚蠢和同等的邪恶。身材粗壮，剃着光头，戴着耳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