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窃的信（第6/8页）

“我看，你得和巴黎的一些代数学家好好争论一番了，”我说道，“不过你接着说吧。”

“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在抽象逻辑之外还能有以任何特定形式出现的推理，也不认为这样的推理会有任何价值。我特别不同意经数学方式导出的推理。数学是形式和数量的科学，数学推理只是将逻辑应用于观察形式和数量。哪怕是把所谓纯粹代数的真理说成是抽象或普遍真理，也不啻于犯了大错。如此大的错误，居然还被人普遍接受，真让我大为不解。数学公理并非公理——即普遍真理。比如，数学关系——如形与数——所适用的，用在伦理学上经常就大错特错。在研究后者的学问中，集合体等同于整体的说法就经常是不正确的。在化学中那些公理也不适用。对动机研究它们也不适用，因为当两个各有其特定价值的动机联合到一起时，其价值并不一定等同于各自价值之和。数学上还有很多其他的真理，其真理性也仅限于数学关系之中。但是数学家们却习惯上从其有限真理出发，以为它们具有绝对的普适性——而世人也的确以为它们具有普适性。布莱恩特在其高深的《神话》一书中就提到了人们犯错误的一项类似的缘由，他说，‘尽管我们并不相信异教传说，但却不断忘却这一点，经常把传说当作存在着的现实加以援引。’对于代数学家来说，他们本身就是异教，他们就相信这样的异教传说，他们之援引传说，与其说是由于记忆差错，不如说是出于头脑中无法解释的糊涂。简而言之，我从未碰到过一个纯粹数学家，除了求等根之外还能让人对其表示信任，或不在暗中把x2+px绝对且无条件地等于q当作自己信奉的准则的。你要是愿意，不妨试试对这些先生中的某一位说，你相信在有些场合下，x2+px并不完全等于q，一让他明白你的意思，就得赶紧逃开去，不然，他一定会给你一顿狠揍。”

当我对他上述之辞只是付之一笑时，杜潘继续说道：“我的意思是，如果大臣只是一个数学家，局长就决没有必要给我写这张支票了。然而，我认识的他却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因而我使用的方法便是根据他的能力来制定的，还参考了他所处的境况。我还知道他是宫廷中人，而且是个胆子很大诡计多端的家伙。我想，这样的人绝不会意识不到警方行动的常规模式。他不会没料想到——事实也证明他的确料到了——他会遭遇突击检查。我想，他一定预见到自己的住处会遭到秘密搜查。他经常夜不归宿，警察局长很高兴地认为这对他的成功搜查有所帮助，我却认为都是诡计，为的是给警方提供彻底搜查的机会，好让他们得出G先生后来的确得出的结论——即信不在那地方。我还感觉到，刚才我不厌其烦地向你仔细讲述的那一整套思路，讲到警方搜查被藏匿物的行动牵涉到那条不变的原则——我觉得这一整套思路肯定会在大臣的脑子里闪过，这肯定会使他放弃任何通常的藏匿地点。我想，他的脑子肯定不至于笨得想不到这一点，即他在旅馆的住所中最秘密最隐蔽的暗处，在警察局长的目光、探针、小钻和放大镜之下，都会如最平常的衣橱那样毫无秘密可言。最后，我发现他会被迫转向简单化，哪怕不是有意做出的处心积虑的选择。你也许还记得，第一次和警察局长见面时我就说，这件让他如此费心的案子之所以显得神秘，完全有可能是因为它其实十分的简单明了，而局长听了却大笑起来。”

“没错，”我说道，“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副开心的样子。当时我还真以为他要笑得抽风了呢。”

“物质世界与非物质世界之间有着许多十分接近的类似，”杜潘继续说道，“所以许多真理可以用修辞方式表示，比如可以用暗喻或明喻来加重论点的力度，或使描述更为丰满。例如，惯性原理在物理学和玄学中似乎是相同的。在前者，体积较大的物体比体积较小的更难推动，而其后的动量则与这样的难度成正比；在后者，尽管能力更大者的智力运动起来比能力较差者更有力，更经久，更富有变化，在开始动作之时，他们却总是不太情愿，迟疑犹豫。再有，你是否注意过，什么样的商店门上的路牌最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