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者和其他人：最广泛的联盟（第7/9页）

[2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1月26日和2月19日；博迪：《北京日记》，第53页。

[30]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6月11日。

[31]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6月10日。

[32]上海《商报》，1949年6月15日。

[33]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2日和7日。

[34]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2和13日。

[35]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6月10日和14日。

[36]商品储蓄单位于2月下旬在天津应用，于4月1日在北平应用。在北平，商品储蓄单位依照面粉、玉米粉和棉布的市场价格来定。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6日；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9年4月10日；上海《商报》，1949年6月10日；博迪：《北京日记》，第149页。

[37]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4月10日；兰德曼、阿摩司：《红色中国概况》，第58—59页。

[38]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8日、13日和14日；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9年4月2日。

[3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15日；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9年4月10日。

[40]4月的第一个星期，北平的30家大公司开办了它们自己的消费者合作社，具有6.83万名会员。一个月之后，据报道称有71家这样的合作社。根据天津的一次合作社组织运动公布的数据，到4月底该市拥有224家合作社，会员35.6万人（整个城市的人口少于200万）。见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4月8日；博迪：《北京日记》，第179页。

[41]国民党控制下最后18个月的通货膨胀有一个衡量尺度，即中国货币对1美元的汇率：

1948年1月　17.9万元法币

1948年8月　1200万元法币

1948年8月　4元金圆券

1949年5月　2300元金圆券

见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14、317、319页。

[42]博迪：《北京日记》，第27页（“附录：天津的价格波动”）。这些数字来源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数据；也可见《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50年）。布迪教授住在北平，认为如果可以得到北京的可比数值，很有可能结果相差不多。总体来说不断攀升的物价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虽然有的时候涨势会暂停一段时间，就像2月最后一个星期在天津发生的那样。在解放后第一个月，食品价格猛涨之后，天津军管会向市场输送了大量的粮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民众出售。面粉暂时从1400人民币跌到1100元每袋。玉米粉从12元人民币跌到9.50每斤（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2日和9日）。

[43]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12日。

[44]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2日。

[45]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2月28日。

[46]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8日。

[47]天津《进步日报》，1949年3月13日，引自李侃如的《毛刘对抗？：1946—1949年的工商业政策》，《中国周刊》第47期（1971年7月—9月），第511页。《进步日报》是《大公报》天津版在重组以后的名字。所有报纸在1949年后都进行了重组。

[48]上海《新闻日报》，1949年8月4日。

[4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11日。

[50]陈毅：《在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1949年12月5日。载于12月14日上海所有报纸。

[51]上海《大公报》，1949年2月23日。

[52]参见此处。

[53]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4日。

[54]参见此处。

[55]李侃如，第512—517页（参见此处）。刘少奇在这段时期的两次讲话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发表，见他的《五个材料》。因为当时的版本难以取得，红卫兵出版的版本无法考证其真实性。

[56]参见此处。

[57]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7月27日、8月7日。

[58]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8日。

[59]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19日。

[60]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9日。

[61]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