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者和其他人：最广泛的联盟（第5/9页）

可是那个秋天，在几乎所有新解放的城市，都有学生拒绝按时上课，他们一本书都不翻，忽略了老师的存在。[114]在北京一所中学，正常情况下课堂有60名学生，但是往往露面的只有十二三名。在另一所中学，学生故意在上课时间安排会议。有的学生只参加他们认为重要的课程，比如政治学习和数理化，他们的态度是：既然已经解放了，他们的教育他们自己说了算。[115]青年工作干部很少行动起来，遏制这样的无政府行为。相反地，学生干部（学校的青年团支部和党支部的成员、学生会骨干）经常忙于参加会议，以至于无暇学习。[116]

另一个极端是，一些学生试图通过仿效工厂工人的劳动竞赛发动学习竞赛运动来改革学习方法。教育当局试图劝阻这样的做法。他们指出生产和学习是两码事，不是说学得越多越快就是学得越好。[117]但是等到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当局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学生反对考试的情绪高涨。在过去，共产党谴责国民党的教育系统将考试和分数作为学习的唯一目的，现在，这成了学生反对考试的部分原因。所以，在1950年1月，学校领导号召学生会和青年团开始一场“复习运动”。它的目的是让学生做好考试的准备，并解释考试在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下的重要性。[118]

总结

共产党在接收时期的“成就”中并不是完全不掺杂一点杂质的，而且“成就”也来之不易。正是因为有相似的时段可以进行比较，才凸显了这份“成就”——这一时期依旧让公众记忆犹新，也标志着城市人群对国民党的支持开始减退。

谈到纪律和秩序，共产党军政人员的行为都堪称表率——或者至少在他们从相对不为人知的东北走到公众视野中的时候是这样表现的。开始，共产党军队似乎犯下了与国民党相同的错误。然而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领导人在这些错误造成太大损失之前就采取行动加以改正。甚至那些对共产党的事业没有特殊好感的人也对士兵和干部在1949年进入中国最大城市时的行为赞赏有加。这样的纪律，佐以护厂运动，似乎还保证了中国城市的经济基础设施不受接收时期各种各样的破坏。

从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是不那么容易解决了。在刚解放不久，共产党的确着手或想要去解决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领域中国民党在接收日伪区时所忽视的问题，当初正是因为这样的忽视，国民党受到了各方的诟病。虽然共产党统治的第一年，通货膨胀率从来没有达到国民党统治时的极高点，但稳定市场的努力直到几个月后才显露出明显的效果。共产党的接收，就像国民党在四年前一样，以经济混乱和货币不稳定为特点，这些足以破坏公众对新政权的信心。

在国民党的例子中，它的麻烦很大程度是由于它自己愚蠢的政策和行为以及内战时期持续的经济处理不当造成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困难很大程度是由于留给它的问题过于庞大，只有少部分是因为它自己的行为和缺少经验造成的。但是这些已经足够在工商业圈子里引发担忧和不确定了。同样引起这种情绪的还有共产党接收后的一个月内似乎在所有地方都爆发的劳动者骚乱。

然而，政府对必需商品的控制越来越有效，因而可以实现强迫性的节衣缩食，帮助城市度过1949—1950年之交萧条的冬天。就这样，新政权能够将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有害影响最小化。到了春天，已有迹象表明：通货膨胀将会终止。在共产党获得统治权的第一年，货币缓慢而明确地趋于稳定，生产也恢复了，这些都显著地表明了共产党对处理中国的经济问题有一套秘诀，并且能够执行这套秘诀。

政治上，接收时期最成功的工作就是把城市中各种拥护力量组织成一个最广泛的联盟。这一工作还延伸至以下人群，他们是：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文职机构成员和知识阶层。用这种方法，共产党在政权交替时期从一个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人群中——他们向着国民党直到它垮台——获得了正面支持。共产党没有谴责他们是机会分子，而是欢迎他们的合作，一起维持国家的日常行政工作，恢复经济以及扩充乘胜进军的人民解放军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