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阶级斗争的内战：战略需要还是“左”倾过激行为？（第7/18页）

物质利益、报复和依靠力量退却　在理想的情况下，作为游击战术之一的撤退包括疏散当地人口以及军事和政治机构，目的是保存人们的生命和粮食储备。但是在1946年，国民政府出人意料地挺进该区域，广大乡村还没有准备好就常要突然转入游击战状态。结果是，干部和防卫队逃走了，手无寸铁的农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1/3秋收的粮食成了敌人的战利品。

跟随国民党军队重回该区域的是还乡团，它是一支由地主和其他决心在农村恢复昔日地位的人带领的武装小队。像在江苏一样，他们开始自己清算账目，夺回分给农民的土地和粮食。同样地，土改活跃分子被杀，妇女被强暴，村机构被捣毁。国民党扶植的当地政府很快建立起来。

杰克·贝尔登报道：截止到1947年初，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安阳县的423个村子里，共有400名男人、女人和孩子被杀死。这些农民是被残酷杀害的，惨烈程度堪比当年处决恶霸地主。在这个地区，活埋是普遍的惩罚形式，贝尔登听到很多农民被用这种方式杀死的传闻。在一个村庄，某农民曾经作为带头人之一斗一个地主，并拿回因为还不起债而失去的四亩土地，他在国民党军队返回的时候逃走了。作为报复，地主枪杀了他的妻子、兄弟和婴儿，把他的儿子、叔叔、外甥和已出嫁的女儿活埋。贝尔登个人能调查到的最令人发指的报复案例发生在只有28户人家的小村庄里。当一名被没收的地主率领15个武装随从回到村庄时，24户家庭中每一户都有人被他杀害。据潘复生同志所说，第三分区9个县有几千农民被用这种方式杀害。事实上，那个区域有将近1万人被打回来的国民党军队杀掉，工作了八九年才创立的根据地，在几个月内就被扫平了。[136]

没有干部的领导，没有武装部队的保护，农民没任何选择，只能屈服。不管他们多想报复，他们没有办法来满足这一渴求。他们最害怕的“变天”发生了，而且根据党的报告所说，结果是他们对共产党不再存有热情了。在收复区，农民痛骂返回的共产党军队当初抛弃了他们。农民还愿意与个别干部偷偷交谈，诉说他们的冤情和他们想要报复的愿望。但是在党放弃了责任后，它失去了领导地位和“耳目”。农民不愿意恢复农会或组成新的民兵队，甚至不愿参加公开会议，他们对共产党的持久性不抱希望。

“事实证明”，党委在1946年11月得出结论，“撤退的方法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再依靠它了”。地区党委于是决心重新进入失守的地方，即使不依赖军队主力也将持续开展游击战争，继续与农民“生死与共”。分区和县党委接到命令组建武工队和游击队。新的指示是：“县里的不得离开县，区里的不得离开区，也不准从任何地方撤退。”[137]当杰克·贝尔登在1947年春走访安阳县时，他发现当地民兵刚开始发动游击战。他没有报道游击战在其他地区的发展。

阶级斗争的激化　1946年11月，正值共产党撤退的高峰，为了克服对地主力量的惧怕，党曾称阶级敌人还没有团结起来。事实上只有少数地主加入了还乡团，大多数人不相信蒋介石的军队能够抵抗得住共产党，不希望冒着被驱逐和被杀死的风险回来。所有这样的人可以使之中立，或劝导他们“与我们共同奋斗”。[138]同样，在这一时期，重新采取分配财富的方法——和平的售地和献地——如同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在很多受到国民党军队威胁的边区依然被官方鼓励着。

然而，到了1月，地区党领导已经偏离了这一立场。地区性反击正在展开，针对这一过程中收复的一些地区，党委下达了以下指示：将要进行报复，把清算和彻底的土改作为关键工作。党委还指出了第二分区的反面教训：当地党委将精力集中在收复地区的救济和重建上，并提倡与阶级敌人组成统一战线。但是农民还是受饥挨饿，意志消沉。他们需要那些被拿走的土地和粮食，需要对他们的损失做出补偿。据说他们怀疑反蒋统一战线的想法，也不愿意参与共产党发起的村组织的此类活动。“群众对我们失去了希望，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们想要的，群众不想要的我们反而偏给。”党这样声称的，并给出了改正方法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