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在华美军暴行运动[17]（第10/12页）

上面提到的社论活动是与1948年上半年杜鲁门政府、美国军部以及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占领军司令部的宣传活动同步的。麦克阿瑟总部起草了一份计划，估计让日本经济四年内达到自给自足水平需要10亿美元。作为分期付款的第一期，该计划要求美国国会同意在以1948年7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拨款1.8亿美元作为经济复兴基金。同时公布的还有陆军部的建议：日本只需要拆除“重要”的军事工业。一开始预定移至亚洲邻国作为赔偿的“次要”国防工业，将在日本保持不动，作为和平用途。

3月20日，一支以纽约银行家珀西·约翰斯顿以及美国陆军副部长威廉·德雷珀为首的委员会到达东京，作为到日本和韩国进行紧凑的实地调查任务的第一站。该团体4月7日回到美国，其成员立即宣布了结论，并在4月反复重申该结论。他们的调查证明麦克阿瑟以及陆军部的意见是正确的，复兴日本经济必须成为美国占领的首要目标，这需要大规模的经济援助。美国政府在5月19日公布了委员会的报告。总统杜鲁门把用于恢复日本经济的1亿美元纳入1948—1949年度财政预算中。

美国在日本占领政策的改变成为中国报界广泛议论的话题。5月份，中国校园内，反饥饿和压迫的口号几乎全部让位给了抗议美国对日政策的新口号。这场新的风暴让美国大使馆摸不到头脑，美国大使馆得出结论：抗议实际上是对美国资助国民党政府的“进一步的”攻击。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华法案》，在1948—1949财政年度内，授权拨出3.38亿美元进行对华经济援助，再拨出1.25亿作为对中国政府的特别补助金。现在，美国人清楚地意识到，所有反对内战的人谴责这样的资助。这样的资助被认为企图支持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延长他与共产党的战争。

但是如果说学生并没有完全了解是什么引发了以上的企图，到了1948年，老一辈知识分子却已全然明了：美国支持蒋，并且无论他的统治多么乏力都将继续这样做，只因为蒋是反共的。但是单单经济援助无法让他取得对其主要敌人的胜利：只有积极的美国干预才能做到这一点。当各地的人们都在推测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的时候，国民党坚定分子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如此被美国人自己大张旗鼓地宣传的美国对日新政策，被认为是在日益发展的冷战的背景下对中国最终和平的更大威胁，排在美国增加对国民党经济援助之先。从事后看来，如果美国和共产主义势力的战争爆发，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基地，而中国将成为战场——这样的担心在两年之后几近成为现实，只不过中国战士战斗在朝鲜而不是在中国的土壤上。

学生与当局的行动和反应

记者和学者讨论这些问题，学生对此做出反应。演讲、讨论会、街头宣传、墙报以及诸如此类以往的活动又开展起来。5月4日，来自120所上海大学和中学的代表在交通大学校园聚集，成立上海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其他城市的学生很快加入到抗议活动中来。5月30日，北平建立起相似的华北学生反美扶日联合会。

学术界的心情可从一份民意调查中窥见一斑。该调查由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学术研究部在5月18日和19日发起。940位学生和教职员工给出了回复。占绝对多数的被调查者同意日本法西斯已经死灰复燃，这将导致另一场日军侵华战争。在被问及学生和知识分子能对现有该局势做些什么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动员中国民意反对美国对日政策，要求中国政府采取强有力行动。

复旦大学法学院也发起了一次相似的调查。有1613人参加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很相似。特别让学生愤慨的是，一些报道称：海南岛的铁矿石正出口至日本；前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被指派为开采广东和海南岛的经济资源顾问。

在北平，清华大学的学生指定5月23日开始的一周为“反对美帝扶日周”。6月1日，上海高校的338名校长和教授签署了一份致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马歇尔的电报，抗议美国对日政策。两天后，一份相对温和的刊载于官方《中央日报》的社论要求公众对“名为学生，实为共产党军事间谍”者煽动的反美运动与一些工商界和教育界对美国对日政策发自内心的怀疑加以区分。后者被要求将一些问题留给专家，包括：工业发展到何种水平日本的军事能力将得以恢复，何种水平为维持日本人民生计所必须，等等。不管怎么说，报纸劝诫，反美运动必须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