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在华美军暴行运动[17]（第11/12页）

同时，在华美国人开始发表一些无益于平息事态的言论。在5月25日、26日和27日，美资的《大美晚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谴责圣约翰大学的反美运动。报纸提醒学生，他们的大学是由美国基金资助的，如果不是美国攻打日本的军事努力，学生不会像现在这样在上海享受着自由。美国驻沪总领事约翰·M．卡博特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5月30日的美国阵亡将士追思仪式上，卡博特提到圣约翰学生运动的发言被援引：“很多（美国）人将不愉快地反驳：正是因为美国人的慈善——他们把自己微薄的所得贡献给知识和思考力，学生才得以接受教育，而因美国农民的劳动和美国纳税人的慷慨才得以为生的学生不应该传播对美国的诽谤。”

这以及美国大使的一篇声明同样招致了中国报纸的尖锐反驳。6月4日，大使司徒雷登警告学生在美国正准备对中国政府实施新的大规模援助项目时，反美运动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引起抗议的问题，他声称：“我倒要看一看，谁能拿出点滴证据证明日本军事力量的任何组成部分正在恢复之中，证明美国方面除了确保它永远不会东山再起之外还有任何别的意图。”

考虑到学生对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情绪，这样的威胁有点过了。有的人试图这样解释：大使司徒雷登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被迫做出以上的声明。他们相信，如果他依旧是燕京大学校长——一个直到1946年被任命为美国大使，他担任了25年的岗位——司徒雷登博士将不会发出如此不恰当的言论。作为回应，来自北平高校的437名教授称司徒雷登博士为他们的前任同事，提出证据证明美国确实在恢复日本的军事能力，重建日本，而没有以历史为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将再次可能成为受害者。[44]

一开始，教育部次长表达了公众对司徒雷登大使声明的赞同。但是立法院院长孙科颇有微词地做出批评，说用威胁的语气对中国人民说话是错误的，因为这将“产生敌对而不是化解问题”。公众总体的批评增多。最后连《中央日报》也在6月18日在社论中表达了希望，希望美国注意它对日本的扶植政策。

在这次反美运动中，早先学生标志性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和游行变少了。学生转而集中于教育性的活动，比如街头宣传队、记者招待会、散发抗议书以及校园集会、罢课、漫画展，及诸如此类的活动。一场原定于6月5日上海举行的大型游行，由于严格的安全措施而受阻。设法绕过学校周围警卫线的学生来到原定举行游行的外滩公园附近时，发现自己被数百警察、骑警以及装甲车包围。6月9日北平，警察向游行学生开火，还用警棍和石块袭击他们。在昆明，6月17日，在游行过程中发生了逮捕事件。学生对此的抗议一直延续到7月中旬。

尾声

政府在日本复兴问题上对公众意见的表面顺从，并没有减轻它对学生的不信任。8月18日，中央新闻社发表了题为《共党特务煽动无辜学生制造学生动乱之无可辩驳的证据》的文章，该文章被上海几乎所有的中文报纸登载。该文章指出过去几乎所有的“学潮”都是由共产党特务组织和领导的。紧急经济改革项目——政府通过重振经济来重拾公众信心的最后努力——在第二天启动。同样在8月19日，政府宣布特别罪犯法庭将处理所谓的政治犯。法庭立即开始发布逮捕令，逮捕被怀疑煽动最近几次抗议活动的学生。读者甚众的周刊——《观察》的主编储安平，指责当局巧妙地安排了行动时间，将惩治学生与打击不法商人和奸商的经济改革措施安排在同时，试图通过大快人心的后一举动，来争取人们对前一举动的赞同。

一开始有流言说，将被逮捕或被传讯的名单包括300名上海学生、300名南京学生、248名北平学生以及其他城市各几十人，包括武汉、广州、杭州、重庆、成都和青岛。共产党刊物后来称，1948年秋，光是从上海地区逃亡到解放区的学生就有几百名。以上说法的准确性无从考证，但是实际被捕和被传讯的学生数远比开始所称的要少。[45]到9月末，上海被捕学生数为80—90名，南京180人，北平100人，昆明80人。其他城市的数目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