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第5/9页）

在战争后期，民族精神的消沉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战争经验：在我们需要运用基督教义来反击“不满分子”的发难时，这种异端邪说并不能使德国民族的持久作战能力得到保障。

俄国的处境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一些信仰基督教的民族能够获胜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基督教徒，而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处境没有像德国或者俄国这样，民族团结遭到分裂。

但是，如果用另外一种异端邪说来取代神秘的基督教义，那么对于已经被误导的民族来说，结局可能更糟糕。

德国军民能够坚持4年战争的原因是德军获得了坦嫩贝格之战[6]的胜利和我对德国军队的指挥。德国民族在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苦难，世界宗教生活的濒于崩溃，唤醒了德国民族的觉悟，种族遗产和与其息息相关的民族精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重现在德国民众的意识中。

我们不但要维护民族的生存权力，还要维护本民族独特的宗教生活，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唤醒种族的觉悟。这种精神上的深刻的发展过程，让德国民众知道自己必须要走的道路，擦亮了德国民众的眼睛，让他们能够认识到民族内部的精神联系的重要性，看清种族混杂和外来信仰的危害，让他们在阅读历史书籍、自然科学书籍以及人类精神、民族精神方面的书籍时可以辨别真伪。

我的夫人就是这样做的。在她的著作中，她以精辟的哲学见地给我以启迪[7]：一个民族的精神团结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将来，它都是领导总体战的基础。只有把种族当成种族遗产的需求，将它对上帝的顶礼膜拜变成对上帝的清醒认识，才能让北方基督民族得到巩固的团结。

这一点跟其他民族、种族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它在人类精神的起源和精神本质中扎根，在民族精神本质和作用之中诞生，这是一个真理。但是，遗憾的是，这个真理上百年来被基督教义剥夺殆尽，造成了民族分裂，成为犹太人和教士的奴役对象，导致我们无法以统一的意志去维护我们的生活形态。

每一种种族遗产都会包含一种该民族所独有的宗教生活，日本民族也一样。它的宗教生活跟北欧民族的宗教生活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德国血统的民族团结的基础和日本民族的并不一样。

比如，对我们种族遗产而言，控制日本民族的那种约束力，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拒绝那种自由主义的、无视他人命运的自由，因为它一定会产生一种让人们沉迷于追逐私欲的基督教义。

就像我的夫人在她的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德国的宗教意识对于维护民族生存和构筑在精神团结之上的自卫能力，发挥着重大的种族遗产和本民族宗教生活的意义，并将二者合二为一。

这种宗教意识不同于基督教义，它不是建立在允诺人们死后升天等无法接受现实检验的神话之上，而是建立在颠扑不破的自然科学、人类精神和民族精神之上的。

对于世界上那些无法通过现实检验的东西，这种宗教仪式不会去干预，甚至不触及那些东西。

德国的宗教仪式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和压力，它纯属每个德国人个人的事情，跟日本民族宗教意识是全民族的事情不一样，它是通过别的途径来实现维护民族生存目标的。

它深入人心，将每一个不能永生的个人都置于永生的民族之中，并且赋予每个人重大的义务，为完成这种义务我们愿意倾尽所有，甚至献出生命的勇气，让德国民族在薪火相传中变成一个拥有自卫能力、生机勃勃的同命运的集体。

这个集体依靠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它不会祈求天命或者上帝的帮助。德国的宗教意识使德国维护民族生存的方式与众不同，它和日本那种神秘的强制或唯物主义的胁迫大不相同，和基督教义的、自由主义的自由也有着天壤之别。

德国的宗教意识虽然要求行动的自由，但它赞同为维护民族生存而要受到道德上的约束；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它需要政府领导，但是它却拒绝一切超过这个范围的强制行为，就像我在上文所说的，它拒绝政府领导干预宗教生活。

拥有民族权利保障的道德自由，是德国民族在维护民族生存过程中民族宗教生活的表现之一，是德国民众安享太平和民族团结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