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博古与李德（第2/5页）

在莫斯科，披着霏霏雨雪，跨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拱形大门时，他就抚摸着各科都是优等的毕业证书，为自己规划了远大的前程。自封了一世将才！

当他身着西装，怀揣一张奥地利护照，横越飞雪漫漫的西伯利亚时，他又历数了来华的历届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

他首先想到是列夫·加拉汗，这位第一任驻华大使；其次想到了米哈伊尔·鲍罗廷——这个支配广东革命政府的人。他更是怀着一种尊敬（他从未崇拜过什么人）的感情想起瓦西里·布留赫尔——这个使中国人难忘的、指挥北伐作战的加伦将军。在他眼里，印度人罗易是个失败的形象；巴威尔·米夫，这个为他送行的东方部副部长，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米夫成了斯大林所信赖的红人。米夫是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战略的筹划者，也是中国大动荡的目击者。1927年2月至6月访问上海、广州、武汉，1930年末第二次来华，参加中共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深谙中共内部的派别斗争。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1920年向中国派遣的维经斯基工作小组，虽然也曾于1924年4月再次来到中国，却对激烈动荡的中国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维经斯基甚至不知道还有个年轻的东方学者、不屈不挠的国际革命家柳德维格·马季亚尔。在李德看来，米夫是真正的通晓中国情势、指导中国革命的专家，维经斯基无法与米夫相比……

后来，他在上海礼查饭店和美国人的公寓里，秘密纵览中国政治风云和军事局势时，他更下定决心大显身手了！他在为巴伐利亚共和国而奋斗的街垒战中没有施展的宏图大略，很可能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神秘的土地上得以实现。也许他可以用超人的才智与胆魄，来唤醒拿破仑害怕的东方睡狮。中国的土地太大了，人口太多了，在如此幅员辽阔的画布上，大笔挥洒，将画出多么灿烂的革命巨图呀！

但是，在上海时，地图上展示的图景很不具体。他把一些靠间接得到的材料画成数字和草图，拍在微型胶卷上，送往莫斯科。共产国际靠这种形势报告所作出的战略方针和各种指示，是否正确和具有实践意义就只有老天知晓了。

直到经过千难万险成了“独立房子”的主人，李德才对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有了最初的印象和真实感。

或许，对于这样一个献身国际主义革命事业的人，不管他成功还是失败，也不管他性格上、生活上有多少弱点，我们都不应该嘲讽和蔑视。如果他是胜利者，那“独立房子”就是应有的礼遇，如果他失败了，“独立房子”就变成了搞特殊的典型。

以成败对错取人，是一种浅薄。

在这种时候，李德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可是，他注定不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人物，他不具备在政治生活舞台上那种精湛的演技——掩饰内心真正的感情。很难从政治家温存的微笑里看出内心的杀机；也不会从政治家的谈笑风生中看出他内心在哭泣；很难从政治家充满自信的言谈里看出他内心的失望；也不能从他的泰然自若中看出内心的怯惧和空虚。

李德，无法掩饰湘江之战给他造成的心灵创伤，无法掩饰对红军前程和对自己未来的忧虑。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人，干不成大事！

博古也跟他相似，很容易冲动。冲动，容易暴露自己的真情。他的忧虑似乎比李德更甚，因为李德责任虽重，但毕竟是客人！

二人虽然都很困倦，但由于心事重重，却很难入眠。

李德坐在一张竹床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的思绪很乱，无法凝聚到一个焦点上进行思考。

“这一仗没有打好，”博古躺在另一张床板上，颓然地说，“给毛泽东的非组织活动以借口。”他的俄语说得不像平时那样流利。

“是真的还是传说？”

“当然是真的。起先，他是跟王稼祥在一块儿，现在，洛甫又加进去了。有人称他们为‘中央队三人团’……这不是搞小宗派吗？”

“他们能谈些什么呢？”

“还不是散布失败情绪？他几乎向他能够密谈的所有人宣传他的观点，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是由于我们战略上的错误。说西征是仓促的逃跑主义，无准备，无计划，无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