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谜一样的雍正和年羹尧之死（第3/9页）

还有的臣子自己本身就被皇帝的高风亮节感动了，如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谈到自己的心得体会时，就很激动地表示：“捧读圣谕，在为皇上感动的同时，自己还感到很惭愧，不是为了一个曾静，而是为了天下千百万人民。如果不是有大智慧、大光明，无我无人、惟中惟正，有几个人能做到皇帝这样？”（《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七年四月十五日折）臣子们的这些报告，可能使雍正皇帝十分欣慰。雍正死后，鄂尔泰全力帮助乾隆皇帝销毁《大义觉迷录》一书，则是另外一回事儿。时代不同了，当然要有不同的表现，这本来就是帝国官员必备的基本功之一。

受此案牵连的其他人，可就没有曾静师徒那么幸运了。当时，有一位名气很大、但已经过世很多年的大学者，名叫吕留良，是浙江石门人。他援引圣贤的教导，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因而，思念明朝，痛恨大清。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时，他也在举荐的名单上，但誓死不去参加考试；为了避免受到纠缠，他索性削发为僧，出家做了和尚。曾静对这位吕留良特别崇敬，在他的思想中汲取了许多精神力量。

张熙去西安投书前，专门前往吕留良的故乡，拜见他的后人和学生们，希望大家协力同心，实现老夫子生前的遗愿。这是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慷慨激昂一番还可以，想看大清朝出洋相也是真的；但若论起干点什么，却谁都不知道从何谈起。这令张熙失望之余，可能还有点瞧不起他们。

如今，他们全部被牵连进来。吕留良及其儿子已经死了，但他们还有家族、亲人、后人、学生、学生的学生、朋友、刻印过他的书的人、购买和收藏他的书的人，还有他的追随者、崇拜者，譬如，有相当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供奉着吕留良的牌位等等。于是，已经死的人，要掘出他们的尸体，把他们的尸体再杀死一次；活着的人，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者外，大多受到了秋后处死、抄家为奴、流配千里、削职罢官等处分，人数众多，不一而足。

就这样，曾静的一个白日梦，带出了一个吕留良大文字狱案，又由此扯出无数小文字狱。纳兰性德的老师、备受康熙恩宠的徐乾学早已作古，他的儿子名叫徐骏，是个骄狂暴劣的高干子弟，年轻时曾经给自己的老师下毒，害死了责罚他的私塾学究。此人作诗一首，诗中有个对偶句，曰：“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我国文人对着那清风明月已经伤感惆怅了数千年，现如今很快被人举报，给这老掉牙的俗套赋予了崭新的政治内涵。举报者认为，徐骏他“思念明代，不念本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雍正同意这一判断，按照大不敬罪，将他斩首。（《清世宗实录》卷九十九，八年十月庚戌条）

这就难怪了，后来，有人写诗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倒还真把那陈词滥调写出了一点新意和情趣。谁知，大清朝的皇帝面对着这一联不错的佳句，看来看去，愣是从中看出来：这两句诗是在嘲笑他没文化，于是将那倒霉的诗人杀死。

沈在宽是吕留良学生的学生，曾经作诗曰：“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深州理旧疆。”他还抄录了一位叫黄补庵的文人写过的两句诗：“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如今，沈在宽被皇帝下令立即处死，黄补庵已死，家人妻子发配至功臣家中为奴，父母祖孙兄弟全部流放二千里。对于沈在宽教的学生们，皇帝念伊们尚且年幼，姑且饶过。（《清世宗实录》卷一二六，十年十二月壬子条）

在这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刻，偏偏有人在另外一个方向上让已经很辛苦的皇帝不能省心。譬如，杭州有一个叫陈诠的人，自称是读书人，也捐了一个秀才功名。此人属于那种满嘴跑舌头、特别能忽悠的混混。他本来靠给一个算命先生做“托儿”为生，听了《大义觉迷录》的宣讲后，忽然认定那个张熙是自己的铁哥们儿，在杭州就是自己陪着他逛街来着。几天后，他的事迹又升格为自己经常和吕留良的门下切磋诗文。如今，他们都栽了进去，多亏自己精明过人，才脱出法网。在大家惊诧的注视中，此人自我感觉极佳。忽一日，官府前来拿人，他不退反进，宣布自己根本就在杭州接待过曾静，两人彼此惺惺相惜，英雄爱英雄等等。经过反复侦询，最后，官府认定这厮是想以此扩大自己的知名度，遂革去他的功名，给他戴上一面大号枷锁，交给他的父亲管束，从此，不准他走出家门。（史景迁《皇帝与秀才》，第240—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