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23/45页）

将各埠保皇会的反对归咎于梁启超等人从中作梗。并且声言:

我办事日讲合群，日求团力，而局内尚不同心，岂不痛哉！万望先生即密函致福基、惠伯君等，勿听各横言所惑，务专力商会为要。中国存亡全在此举……贵同门自私己见，执拗遗公，恐外埠深知，人心尽冷，中国尽去，岂不惊寐寒心哉！[190]

这些既称同道又分彼此的言词，令康有为相当难堪。

与此同时，港澳总局诸人展开对梁启超、黄慧之、徐勤等人的攻击，滨沪方面认为此事背后由罗璪云弄鬼，其余附和。1903年3月29日，黄慧之函告横滨麦孟华、冯紫珊、罗普等人:

港局租铺开办，各埠大哗，而港中人尚不设法收拾，以解人疑，尚来信斤斤致辨，尽归咎君勉一人身上，并大攻译局，直欲解散全局，今又谓福生泰资本全系译局之款等语，种种谬妄，实堪发指。幸弟平日有富名，而此间人不信，不然真无地自容矣。到此凡与人论及港局，甚难措词。而港、澳为办事总局，弟等万无相攻之理，只有掩饰。不料港中诸人，大加攻击，虽外不信，而互相攻讦，实令人有可疑之处。弟等推原其故，实璪云一人所播弄，而他人亦从和之。彼等与滨中人极少交涉，本无意见，彼近日最恶滨中人者，其故有二：其一则谓译局加股，有碍商会招股，且谓弟等只顾译局，不理商会；其二则谓截留报栈股份不交，使港局无款开办。因此二事，遂迁怒于横滨，并且肆言攻击矣。璪云则云君勉举其为报栈总理，并每年薪水三百元。而君勉云绝无此事，须问其取出授以全权之凭据，乃为作实，凡去用之款，概不承认云云。港中接此信后，更生大波澜矣。

两天后梁启超致函徐勤，则说：“港局支离，真不可思议，铁君前有书与默庵（时彼中派默庵来滨），相攻之言已满纸。彼辈总谓译书亏本，故我辈须急救弥缝。岂知当招新股时，横滨所存译局银尚有万金，上海往来流水帐，亦存数千，而账目亦七八千，而存书存纸存机器（约值二万余）尚不计也，何至竭蹶？”

港局指译局欠《新民丛报》万余，其实是梁启超向译局借支，而以丛报款划还，账尚未清。译局实为获利。“大率港中人妒滨人殊甚，久欲相攻，向无隙可乘，适广智革除余某（实子山所荐，子山所革），余某大造谣言，故彼等乘之以相攻，真愦愦也。”

港澳总局攻击滨沪的另一口实，是怀疑后者造谣“邵公抄家寿民倒盘”。此事牵涉商会的人事安排，“彼有此疑议，怪不得其意见如此其深也”。[191]据康有为对叶恩等人的解释:

何穗田□□□始终任其至难，始终一心，忠义无双，□吾保皇会困数万金，计今同志中实无其比。今因吾会所累牵，倒其银号，实吾会同志所共愧者也。然亦不过去其数万，而仇家敌党疾其为保皇会事，妄造谣言□□□□□侧家，甚有造谣请[谓]其□穷者，若不则港澳登新闻久矣。

……

穗田家原有四十七万，今与兄弟分，不过廿余万，然至今尚是殷实富家也。更有奇者，因造穗谣，不造寿文之谣，无端生□，不知谁人妨之而生此支离。……其谣不生于商会之前，则可昭之矣。……今虽有极富之人如盛宣怀，若吾举总理□管库，必举穗田等，讳而不举盛也。穗田曾倾家以为公，如此人者，岂论贫富？从何再得？况仍富乎？他人或疑之攻之，望诸兄力持。况穗田不综小事，自有各总理任之。即管库为最要事，穗田决不好理此琐琐。有数人为总理，相参有益而无弊，更从何处攻之？然则有攻之者，诸公可照理代为解释之。为[惟]望我辈共事皆以义气成交，不因其人之贫富。若昔者大富，保会日用其财，则相与待之，少有变故，即藉端攻击，[岂]吾会义心之所为乎？[192]

而梁启超的看法不同，邝寿民的和昌隆倒盘之说，他分别由徐勤和邝寿民本人的来信中得知，当即指为捕风捉影，绝无其事。而邝的来信实有言外之意，即怀疑此说由滨沪传出。“既以小人相待如此，此等极阴险无行之举动，乃至以相疑，则邻人窃，安往而非可疑耶？无怪弟等之言，总不能入也。甚矣浸润之言之可畏也。以寿民之朴诚，而一余某一罗某乃能使其迷惑如此，可畏哉！”至于何廷光家变，则系事实，“穗今日之拮据，亦众人共见者（斗南来滨言穗现状，可怜极，相与恻然），我辈内里数人，岂能自相强耶”。致函外埠，固当尽力弥缝，对叶恩等一二人则须略言实情，因其“实同志中之最同志者，不应相瞒也”。[193]所以梁启超坚决反对何廷光出任商会总理，以防牵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