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22/45页）

梁启超接到梁荫南关于上述意见的来信，表示同意。8月14日他致函叶恩、李福基等，认为：“若文字一边，又为我党所最不可缺。即如广智书局，现在生意之旺，出人意外，而负声名太重，自不得不加多。”最要紧莫如自建房屋及添办纸局两事。“今我局所以特优者，恃弟之声名也。但弟事务太繁，实不能专任局事，则亦必须更有真实大本钱远过于他局之上者，乃可以垄断一切也。”[183]“我局仍须更增股本，乃能独占利权耳。”[184]如此一来，书局展股一事提上议程。

港沪方面为广智书局展股的计划得到徐勤的全力支持，港澳总局指责徐在外埠“志向无定，屡不以商会为然，即其所招客栈、报馆股份，亦甚多更变（使人疑之），且闻卓如、慧之二君屡函各埠，再展译局之股”。梁、黄又请徐勤催收各埠栈报款拨为书局，借用二三月。“现各埠栈馆股款由君勉兄遍函各埠，尽归横滨借用，以致近日公益几不能开办。”[185]书局展股和栈馆股款拨归横滨，与港澳总局开办商会的计划大相冲突。双方各不相让，复自行其是。1902年与1903年之交，各地保皇会相继接到书局和商会的集股章程，虽然表示全力以赴，其实是勉为其难，甚至无所适从。[186]矛盾发生后，双方互相口角，分别向康有为告状，横滨指责港澳贸然开铺，港澳则反指横滨阻挠商会，并揭露译局亏蚀，经营不善，又彼此互攻对方办事人员，几乎无人不被牵连

本来双方如果没有前嫌，合作无间，未必不能在商会的大框架之下共同进行各项事业，梁启超也的确有此打算。1902年8月他告诉叶恩等人:

弟以为书局再集股，或他日商务成，再拨十万、八万为书局新股也。他种生意，利钱无能及此者。[187]

但港澳总局独断专行、颐指气使的办事态度令他难以接受，后来他告诉徐勤:

译局展股事，不意长者怒至此。然弟为此之时，实非欲搀夺商会也。其时与港中意见，并不深也。弟今思其时日，乃始自知。译局展股在何月，弟已忘之（似在九月），惟记弟发此议后，然后紫珊返港；弟旋入箱根避客。后在箱根得紫珊由港来书，始知港已开办，遍布章程。由箱根返滨两日，章程乃寄到。盖弟发译局展股之议时，尚绝不知港之欲办商会也（港之办会，乃章程寄到时，有一封照例不写上款之公函来耳，又数日然后有信来我，时我真怒甚矣）。弟当时不知何故，觉得商会或难大成，又欲急办入场书，故忽发此议。时紫珊、慧之亦不甚赞成，而弟力主之，致有此波澜。由今思之，实无谓也。今办译局，真嫌款多耳。[188]

罗普则直接向康有为申述：“港中人之乖谬，有不得不为夫子言者，此间人非与意见不合而攻之，实为大局起见，不得不尔。”港中前月派陈汝成（墨庵）来，专为催任行，又言同人议定叫邝汝磐与任同行东渡，而此前从未与任商量。后又有数人来信，

极诋子山、为之，语且侵及任，严词厉色，此真太不近人情。任今在吾党，无论如何，最为贤劳，皆当敬重之，而以一无谓之人，竟如此放恣，其语气更甚于夫子之严命相责，岂不太奇！如罗璪云为人，前函略禀及之矣。彼在港日以君勉、云樵命他做公益总办为主，以此便贻书责此间拥款不交，误他大事。今得君勉、云樵来信，实无令他作总办之事。其人如何，即此可以决之矣。不早去之，必为所累，彼必卖君勉矣。朱礼亦是此一类人，真在可绝之列者也。[189]

港澳总局在各方面尚未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抢先租铺开局，引起各埠保皇会大哗，梁启超、徐勤等人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使港澳总局诸人强烈不满。1903年2月25日朱锦礼致函康有为，指责徐勤屡不以商会为然，梁启超、黄为之向各埠展译局之股，并借用栈报之款，疑为针对商会而来，并反指译局亏空甚多，梁启超又百般袒护，若不及早设法，大碍商会。据他说:

港中每接卓、慧二君来函，云港局开办商会太阔，又无把握，又怪同人无函，不与之熟商。……且译局以派息后自无更变。谁料卓、慧即展译局之股，并借捷栈报之款，又函责港中办事人，无把握敢租贰百元之铺，伊等不敢沾手云云。今外埠来信，彼此枝节多生，皆由伊等之办事私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