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第5/15页）

　　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等人虽未担任过驻外使节，对边疆事务却极为关注。丘逢甲生长于台湾，近代以来，这里一直是列强觊觎之地，与英、法、日等国的冲突不断，因而“筹海防”“褫夷魄”很早就是他梦系魂牵的大事，而郑成功等“驱异族出境”的民族英雄，则成为他仰慕崇敬的偶像。[48]内渡后他厌倦于将“戎马风尘”化作“经生面孔”的生活，鉴于时局日迫，他计划“由南洋而欧，而美，环球一周，考彼政要，为我张本”，又担心“分裂之说，旦夕恫喝，则须与中州豪杰商略保种保教之策，故拟由吴越而楚蜀，而秦晋，而燕齐”。他希望邱菽园囊括海外人才，并询问其中“有高阳酒徒、燕市击筑屠狗之夫乎？”[49]在新加坡期间，除了与邱菽园、林文庆、黄乃裳、徐季钧等人交往外，还发表演说，呼吁海外华人自立，“各以豪杰之士自任，并起以当救中国之任也”[50]

　　唐景崧于1882年以日俄蠢动，琉球、朝鲜多事，越南四境虎狼，主动请缨赴越，招抚刘永福部黑旗军抗击法军，战后转赴台湾任职多年。在长期处理边疆事务中，一方面爱国情怀不断受到刺激，另一方面对清廷的懦弱无能有切身体验，不无怨愤。内渡后，唐景崧官场失意，但并未忘怀于国家民族的兴亡。1897年春，他与到桂林讲学的康有为合开圣学会，康有为接连函告梁启超：“旧总统甚发扬，桂人亦乐附之”，“旧总统在桂言论激昂，大有凡亡非我亡之意，闻桂人顷亦颇归之。此间似宜用前议寄书与彼，勒索一切”。[51]适逢兴安动乱，波及灌阳，康劝唐景崧以圣学会名义归乡办团，并夜叩按察使蔡希邠门请假军械助唐。“有为此举，用意何在，桂人对此，颇有疑意。”[52]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至少可以说用意之一是为武力应变做准备。后来康有仪揭露康有为，罪名之一，即指其此次桂林之行，“阴结唐薇卿，托开学会，同为运动”[53]。

康有为与广西的联系，不仅通过唐景崧，其入室弟子王颖初一度也在保皇会港澳总局协助做事。据康有为《我史》1894年甲午：“十一月，游广西……桂中诸士王浚中颖初、况仕任、黎文瀚来学。王颖初老矣，尝为教官，志清而气直，好心学。”[54]而唐景崧与王颖初等人连为一体。到庚子年，唐景崧麾下的王庆延、王颖祁、王第等人已在郁林、浔州、平乐等地建立根据地，“他们要拥戴唐景崧为团练，进口兵器，发起行动”[55]。此事当与王颖初有关。1900年6月20日前康有为致徐勤第一书称：“颖、云、和皆无书来，而汝疑之”；6月20日思庄函告徐勤：“至若海、雄、颖初诸公欲款不得，皆由井上函来言之。”[56]所以康有为有分款给王颖初之意，“西书并命廉、颖，而后独汇与颖者，以刚书云欲留廉办东事，又适无款，故不交廉也。至颖愿行否，可酌乃交”[57]。广西巡抚黄槐森为保障地方，奏请唐景崇督办通省团练，并请唐景崧、曹驯会办，“设局筹商，将各属团务，认真整饬，联成一气”[58]，无形中提供了合法外衣。后来康有为一直设法利用唐景崧在广西团练中的地位。

易顺鼎则更多地体现了这批人身上的“异人”性格。所谓异，主要表现为身世经历奇特、言行奇诡、胸怀异志。易是晚清有名的神童，湖南汉寿县人。其父易佩绅历任江苏、山西、四川等省布政使。易顺鼎五岁时因兵祸与父母离散，被太平军启王收养。后又为僧格林沁所收，辗转送还其父。光绪乙亥恩科举人，但六度会试，均名落孙山。[59]他曾问业于王闿运，王对易氏父子的看法是，父好谈禅，“颠狂自恣”，子为“仙童”，“纯乎宝玉议论”。[60]叶昌炽称:

易实甫观察来谈，赠所著《琴志楼丛书》两函，《盾墨拾余》一函，非儒非墨，非佛非仙，一枝好笔，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奇人奇才，吾见亦罕。……其学问宗旨，在一灭字。自叙云：一身灭则无一身之苦，一家灭则无一家之苦，世界灭则无世界之苦。刍狗万物，实欲驾释老而上之，可谓好奇矣。[61]

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在其他内渡官绅身上也有所体现，如唐景崧万里请缨出关，丘逢甲进士而不肯入仕，均为晚清士林所罕见。